本文作者為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主席陳志豪
回歸以來，反對勢力犯下了五大戰略錯判，致有今時今日的局面。第一，2003 年， 發動50萬人上街，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否定香港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及政治責任，引起中央對香港管治形勢失控的關注，加大力度協調和支持香港事務的工作。
第二，戴耀廷於2013年倡議「佔中」，聲言以「核彈」來脅迫中央及特區政府對「政改」就範，反而加劇了中央及特區政府對「普選」及香港管治問題的謹慎態度，香港作為國家安全缺口的漏洞，亦愈來愈引起注視。
第三，伴隨着「佔中」的，是極端激進的政治思潮及違法政治暴力衝擊愈演愈烈，愈來愈頻繁，一些分離主義組織及「恐怖分子」愈來愈肆無忌憚，「港獨」議題已擺上桌面，象徵香港本地保衛力量的警署被破壞，建制派人士遇襲，大量商店及公共設施被毁壞，甚至有暴徒使用炸藥，香港的社會秩序陷於崩壞，令到「國家安全」成為了一個現實層面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第四，多年來，反對派一直勾結外國勢力，「修例風波」爆發後，反對派更高調提出所謂的「國際線」，多名反對派政客遠赴西方國家拜會當地政要，屢次發起「白宮聯署」，赤裸裸要求外國政府介入香港事務，甚至乎提議制裁中央和特區政府，最終引起了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令中央更堅決盡快堵塞國家安全漏洞，嚴防外國勢力介入香港事務，切斷香港政客與外國勢力的勾結。
第五，反對派高調提出「35+」及「攬炒」，特區政府及建制派低殘的政治能量基本無力招架，應對方式極其失效和軟弱，令中央意識到需要在香港事務發揮更積極的角色，挽救香港幾陷於管治失控的局面。
所謂貪勝不知輸，反對勢力這五大戰略錯判，加上特朗普上台後，中美之間陷入非戰性全面對抗的「新冷戰」階段，中央對於維護國家安全議題變得更加重視、謹慎和主動。而香港反對勢力積極勾結外國政要，協助外國政府對中國打「香港牌」，一手把香港拉進中美角力的漩渦，甚至為外國政治勢力在香港開闢戰場，意圖為外國勢力在香港建設反中反共的基地。這一切一切的發生，導致《港區國安法》成為了形勢使然的必然結果，絕非不可預料或無緣無故的。
中央在維護國安方面仍有重招未出
香港是國家的特別行政區，不是美國的一個州。在「一國兩制」底下，中央擁有主導性、決定性、終端性的憲制權力，反對派不是不知道的；回歸以來，中央一直對於憲制權力的運用保持克制，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否則港區國安法也不用待至今時今日才實施。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日前已說得很清楚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未來可視乎需要而繼續制訂港區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法律，這也是對本地極端政治勢力的一個警號，就是中央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方面，仍有重招未出。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20年7月8日
原圖：李卓人社交網站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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