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北大法學碩士／廣東海埠律師事務所合夥人黃善端

在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後，立即惹來內地法律圈人士（包括筆者的同學、校友和同行）的各種吐槽（諷刺評論），主要是認為《決定》的內容並無新意。

筆者固然不會認為《決定》標誌着中國法治時代的來臨或指日可待，但也敢說中國的法治建設不至於過度悲觀，甚至可以有所期待。不過，筆者也認為，如同諸如民主、自由、人權等社會價值目標，法治在某個社會裏也同樣不是一個非有即無的概念，而是有程度高低之分。內地法治程度雖難以說已經達標，但自1997年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的概念以來，法治的發展和進步肯定是有的，甚至在一些方面可以說是進步顯著。

形成法治社會 民眾意識重要

在西方國家，法治社會最終形成的原因非常複雜，比如政治力量角力、制度的支持、人們對法律權威的信仰等，不一而足。當年作為殖民地的香港，其法治的達成更有其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宗主國所「強加」的，主要體現在廉政公署的設立（必須強調，香港的法治絕無百年歷史，在無法無天的年代，何談法治？）。廉政公署設立後，市民大眾普遍感受到法治所帶來的好處，也就逐漸（實際上也相當快速）形成了大家對法律權威的普遍信仰，這種信仰又反過來對法治社會起到了鞏固作用。也就是說，在形成法治社會的成因中，除了制度支持，民眾的意識（對法律權威的信仰）也是相當重要的。

大家之所以對《決定》吐槽，大概是覺得《決定》中的「依法治國」，與過去中種種的政治口號並沒有甚麼區別，對其成效多持懷疑態度。但筆者認為，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下，政治口號有其作用，而且提出的力度也有所不同，所具有的成效也應會有所不同。尤其是，對於人們某種意識的形成，在中國的政治生態下，中共的大力宣傳不可能沒有任何效果，否則也不會有文革的發生，也不會有改革開放的實踐。

這次通過《決定》再度提出「依法治國」，其力度無疑比過去強大，而且不是一般的強大。如何體現？其一，這次全會是第一次專門研究法治建設的中央全會。其二，《決定》是第一個專門關於加強法治建設的全會文件。其三，《決定》的起草工作直接由總書記直接牽頭（這是習近平繼擔任三中全會文件起草組組長之後，又一次擔任黨的中央全會當起草組組長），規格之高不是其他文件所能相比。其四，作為專門針對法治建設的全會文件，《決定》列出了為落實法治的180多項重大改革舉措。

試法治非人治 對港進行治理

筆者感覺，《決定》所體現出來的對法治的宣傳力度，在加強民眾對法律權威信仰的作用上一定能比過去起到更大的作用。既然人們從來不懷疑中共的「洗腦」能力，那就暫時沒有必要過度懷疑他們在宣傳法治工作上的「洗腦」能力。此外，制度支持也是法治的重要條件，多項落實法治改革舉措的提出，成效固然有待評判，但目前至少能讓人有所憧憬。還有，目前強力打老虎的背景，也為法治建設提供了一個重要平台。以香港為例，香港法治的建成，正是以廉署打虎為背景的。

回到香港問題，全會對香港是否有影響？有，但其影響不在於《決定》最後的部分提到了香港問題（那不過是過去關於「一國兩制」說法的再度重複而已），而在於在意識上會使北京更加堅決的維護基本法的內容，更加堅決的排除修改基本法的可能性。對香港的治理，可是中共首次嘗試通過法治方法而非人治方法來對地方進行治理。任何超出基本法的做法，或者對基本法進行修改，都意味這種嘗試的不成功，更是有悖於《決定》的大精神。

原圖：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