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元山為中大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對於香港社會最近的情況，有不同的分析，有的從政治理念和政治架構、青年人往上流機會減少、青年人對前途迷惘、國家和特區之間的關係、香港人整體生活壓力太大、收入追不上生活指數（包括樓價）、經濟結構單一化、資源過份集中（包括某些行業壟斷行為）等。

篇幅所限，筆者無意就所有議題作評論，不過，當所有人都變成“青年人專家”，提出種種幫助青年人的方案時，筆者發現，所謂「成年人」（相對青年人的說法）很多時候，都忘記了青年所面對的各種社會不公的環境，其實是歷代的「成年人」共同創造出來；作為「成年人」的一份子，筆者認為我們應該自我反思。

若「利字當頭」中環價值淪負面

試想想，所有人（包括青年人）的要求，很籠統來說，就是安居樂業，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而香港的最大問題，就是有一種「賺得多錢」和「能花很多錢」才能過有意義人生的價值觀。當社會上絕大部分人，尤其是青年人，都覺得自己賺得不夠多，沒有很多錢去花的時候，便會產生焦慮和郁結。這種單一思維正正是香港歷代的「成年人」（相對青年人的說法）制造出來集體意識形態：香港產業單一，不單是政府政策的問題，而是很多成年人都希望賺快錢；花錢買享受，才能有生活品味，活出生活意義，是不少成年人的本身價值觀。於是，衍生出來的社會運作模式，就是「股東盈利最大化」和「GDP增長至上的發展模式」等，也有俗稱為「中環價值」。

「中環」是代表香港資本主義運作的核心，它不但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並把「經濟」、「致富」及「效率」視為社會進步指標。若把「中環價值」再深化解釋，還包括合約和法治精神、公平競爭、公平的游戲規則等。當然，沒有任何的制度是完美，在「中環價值」表像的蔭蔽下，負面的活動如官商勾結、財團利益輸送、集權壟斷等反競爭的行為，卻都被合理化，令「中環價值」意思由中性轉為負面，更令大眾市民感覺「中環價值」和社會價值之間愈走愈遠，片面地認為商家做生意永遠只是「利字當頭」，而不太在乎社會企業責任、企業培訓等勞工保障及福利。

物質生活固然重要，但是，當社會的意識形態不能突破單以物質為最高意義的框架、不鼓勵青年人去尋找自己的理想和創造自己的未來，從而激發動力和創造性，而僅「行貨」地叫青年人重拾獅子山精神時，這根本不是一條出路。青年人生活的社會，是上一代成年人倒模造出來的；要為青年人解困，首先請這些我們這些成年人，重新對社會價值和經濟發展模式反思，才能真正和青年人對話，共同創造未來更好的社會價值和經濟發展模式1。

放權社區助社企 民間有發展

雖然在近年，香港民間社會、政府、商界都開始對現有社會運作有所反思，不過，相對於面對相類似問題的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香港卻仍然應該急起直追。其中較矚目的是英國2010年，由首相Cameron落實推行的“Big Society”計劃，包括：鼓勵給予地方社區更多的權力和空間；鼓勵市民更積極參與地區事務、互相幫助解決問題；大力援助社會企業、社區合作社等；增加政府數據的透明度等2。

換句話說，就是要創造和發揮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使政府可以更有效運用社會資源去解決社會問題，也同時使政府施政更貼近公民社會，其核心的思想，就是在市場經濟中，加入社會團結（solidarity）和友愛（fraternity）這些價值觀。在政府的推動下，社會氣氛有所改變，商界也會自動積極回應，包括其中一間英國有名的對沖基金Cheyne Capital，成立了一個三億英鎊的“社會房地產創效基金”（Cheyne Social Property Impact Fund），以“創效投資”（Impact Investments）的模式，投資房地產，幫助那些需要廉價住宅單位的有需要人士3。

另一個例子是，韓國的首爾。首爾市市長朴元淳2012年推出“Sharing City Seoul”計劃，全力擁抱全球興起的「協同消費」（“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的熱潮，利用科技和網絡平台的發展，開拓另類的經濟發展模式，有助經濟更平衡的發展，也同時活化社會的資源，增加社會互信4。這些新型經濟模式在外國早已興起，近期才開始在香港有所發展，如短期租房平台Airbnb或叫車服務平台Uber，其它比較著名的國外例子，包括eBay、TaskRabbit、 Lending Club、Kickstarter、Car2Go等。「共享經濟」其實就是一個去中介化的過程，由個人與另一人(P-to-P)直接進行交易，將自己擁有的閑置資產(idling assets)甚至勞力，變成有用或可以賺錢的東西。以前的分享經濟是左鄰右裡借豉油，自從互聯網和手機普及化後，人們彼此資源共享的潛質得以再次發揮，消費者可以自己主導，將擁有的閑置資產如房屋、資金、汽車、消閑用品、珍玩衣履甚至自己的勞力，透過共享網絡平台，向其它消費者出租、出借，既方便、環保、節省關支，是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模式，又可以賺錢，甚至藉此相互傾談，人與人的關系再度回復密切，增加社會資本。

法規「拆牆鬆綁」減少資源錯配

有論者認為，在今次香港的社會運動後，特區政府應該取經1970年代的港英政府，大規模重建社會基建（如當時候的公屋政策等），不能再少修少補的去做；筆者認為，時代已變，對，是需要規模的社會重建，但不是硬件上的，而是重建一個切合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和經濟發展模式。無論是英國的“Big Society”，或者是首爾的“Sharing City Seoul”，都體現了一種“官、商、民”的合作，使社會的資源更有效，減少社會資源錯配和浪費，把社會價值帶回經濟發展當中。

重建社會價值，政府的角色不一定要大灑金錢，但肯定有一個重要的推動角色：

（一）   為法規“拆牆鬆綁”，提供一個能更公平和自由競爭的平台：

例如，現有法規中，要做“Peer-to-Peer Lending”的平台基本上不能，可能觸犯非法集資，或銀行對存款的相關法例；又或者，如果要做食物相關的共享經濟，牽涉到個體戶可能又會觸犯衛生部門的法例等。現有法規針對傳統經濟，有不少地方可能會落後於新經濟體系的發展，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首爾政府就組織了一個“共享委員會”，結合“官、商、民”的智慧，制定更符合未來發展的法規。同樣地，英國政府的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就開展了一項研究，關於類似的議題。

（二）   更注重量度社會效益，關注福利撥款時，會否Crowd-out市場所能發揮的功能：

不久的未來，香港整體的人口，老人（銀髮族）就會佔1/4，甚至是1/3，如果把人口老化單看為福利項目，沿用現有的福利機制，去應對所有相關的社會問題，包括醫療等，並非長遠之策。引進「創效投資」(Impact Investments)這類的資金，除了追求回報，這些投資更會考慮社會公義、民生福利、環境保護等責任問題，希望做到經濟及社會層面都有所得益。筆者樂見海外和本地皆有家族基金，逐步把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資產，都從傳統的資產分配，轉移到這些「創效投資」裡面5。

（三）   發展地區經濟：

筆者樂見東涌成為「官商民」合作解決社會問題的其中一例。東涌為全港最嚴重貧窮地區，住戶主要為低收入及領取綜援者多，再者周邊配套設施缺乏，故難以提高經濟效益。另外，該區人口及就業技能不足，亦令就業錯配問題頗為嚴重。

然而，為配合港珠澳大橋、赤臘角連接屯門隧道等基建落成，加上大量土地，政府有意在大嶼山發展「橋頭經濟」，此舉將有利東涌區的物流及旅遊等產業發展，並有利居民當區就業。現時東涌人口約8萬，當空港橋頭商業區等基建落實後，人口將可增至26萬，並新增30萬個職位。

據悉，大嶼山發展聯盟為了改善東涌區就業環境，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於區內設立技能培訓學校，專門教授旅遊、空運、航空等行業的知識及技能，加強當區居民的就業競爭力，透過培訓人才以配合未來大量高增值的就業機會。同時，聯盟屬下的企業成員亦答應，在可行情下，將優先聘用大嶼山區內的求職者，提升當區居民就業率。果真成事，會事一樁美事。筆者認為，這類的發展模式，可以在其他地區進一步開拓。

招知識型義工 稅務寬免社企

（四）   社區銀行：

傳統金融體系，貸款以“磚頭”（房地產）為抵押，沒有磚頭的中小企，要取得融資，並不容易。信貸的分配，就決定了很多有創意的企業，較難拿到融資去繼續發展。英國政府就牽頭成立了一間叫“The Big Society Capital”的銀行，去支援有社會效益的企業。較特別的地方是，這間銀行的資本，除了是靠四大商業銀行之外，更大的資本來源，是在銀行體系內沒有人認領的資產（Unclaimed Assets）。活化這類資產，創造社會效益，贏得不少掌聲。在香港，沒有相關的數字公佈，但一般估計每年都過千萬6。

（五）   稅務優惠

不少社會企業所帶來的社會效益，有效節省了政府各方面的公共開支，例如醫療、監獄和更新的成本、青年人再投入社會工作等7。只要這些企業所帶來的社會效益，能讓公共財政開支減少的幅度，大於少收了的稅，便應該提供稅務優惠，以鼓勵更多的資金投入這些社會企業。有見及此，英國的The Community Investment Tax Relief (CITR)會為那些投資於認可的社會企業，有稅務的寬免8。

（六）   知識型義工發展：

香港人口老化，雖然帶來挑戰，但同時意味著有一大班從高位上退下來的精英人才。在現代醫療進步下，不少退休人士，也包括提早退休人士，仍然有相當的精力為社會服務。問題是，如何讓這些知識型義工，更容易配對到一個能讓自己有所發揮的位置，是值得針對處理的議題。

經歷了今年發生的社會變化，筆者認為“官、商、民”的各位領袖，應該拋開舊有的思維，與時並進，香港不能再是“Business as Usual”，相反，應參照環球其他發達國家，在社會價值和經濟發展的模式中，尋求一條新的出路。

注：
1.    Beinhocker, E., and N. Hanauer. 2014. “Redefining Capitalism”. McKinsey Quarterly September 2014
2.    Slocock, C., et al. 2013. “The Big Society Audit 2013”. Civil Exchange.
3.    Social Impact Investment Taskforce. 2014. “Impact Investments: The Invisible Heart of Markets”.
4.    Owyang, J., A. Samuel, and A. Grenville. 2014. “Sharing is the New Buying – How to win in the Collaborative Economy”.
5.    Saltuk, Y., A.E. Idrissi. 2014. “Spotlight on the Market – The Impact Investor Survey”. JP Morgan Report.
6.    http://www.unclaimedassets.com/China.htm
7.    Au, K. 2014. “Research Study on the Social Enterprise Sector in Hong Kong”.
8.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s & Skills. 2013. “Office of the Regulator of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ies: Leaflets.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原圖：hkhz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