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中策組顧問、中大社工系教授王卓祺

觀乎警方協助法庭執達主任於11月25日，開始在旺角清除路障所遭過的阻力，今天展望後「佔領」似乎有點樂觀。不過，本文探討的問題涉及一些基本分析，並沒有時間性。筆者認為對香港當前面對的問題，應正本清源，才會看得透徹。後「佔領」時期可能還有佔領人士野貓式佔領，他們要弄到天怒人怨，才會收手。問題不在這種社會秩序的干擾，而是香港社會的姑息心態，阻礙對「佔領」人士背後信念的正視。這有一個歷史背景，筆者借用黃仁宇的公共意志講法，香港主流社會的公共意志（generalwill）仍舊受到差不多半個世紀之前發生的六七騷動影響。問題是中國大陸的公共意志卻是回應自鴉片戰爭開始「百年恥辱」的民族復興。本文就是解釋兩地公共意志的落差，即在後「佔領」年代——以台灣選舉民主的先例，族群加上劣質對抗政治弄到社會撕裂，社會發展不前——起碼在香港主流社會醒覺之前，對缺乏國族認同的學生及青年的姑息，社會持續內耗，幾可斷言。

筆者理解黃仁宇的公共意志是歷史的媒介，有它的客觀性，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工具，非個人力量可左右。他在《大歷史不會萎縮》一書，分析蔣介石北伐及抗戰是創造一個表面現代化的軍隊，但中國社會後面卻缺乏同樣現代化社會架構支撐。蔣介石回應歷史公共意志，以一己之力代替社會架構，力圖以軍國體系帶領中國，結果被視為大獨裁者。而國民黨的貪腐，黃仁宇的解釋是，蔣介石領導8年抗戰，要養活300至500萬軍隊，但卻缺乏相應的社會架構及財政支撐。他只有放任軍隊自己解決糧餉問題。相對於戰敗於日本侵略者，蔣介石可有逆歷史公共意志的個人選擇呢？

台灣的小確幸與普選幻象

台灣文化部長龍應台最近呼籲年輕人要從微小而確實的幸福（小確幸）走出來，要看到台灣嚴峻的未來。她提醒年輕人，不能都以小確幸為志願，否則不知道船要開到哪。龍應台的擔憂有現實意義。今年3月「太陽花學運」反對台灣與內地通過「服貿協議」；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不會因此而停滯不前。11月北京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期間，中國與南韓簽訂了自由貿易協議。有學者形容該協議有如投在台灣經濟的「核子彈」，因為估計台韓雙方出口貨重疊率達77%。由於政治撕裂，台灣不進，則南韓進。

香港有意見認為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增加政府認受性，有利管治。但在大中華區最早實行普選及政黨輪替的台灣，今天年輕人卻要沉醉於小確幸。原來他們所追求的一人一票普選並未為台灣帶來管治的效用，龍應台感慨寶島年輕人沒有家國大夢！筆者不是說追求普選不對，而是認為普選不是萬應靈丹。追求者要回答，有何制度及文化配套確保普選有較大機會增進管治力！當然小確幸亦沒有什麼不對，但台灣及台灣青年人要清楚知道，既要拒抗大陸，就不要抱怨向上流發展空間收窄。

向上流不足令管治通暢

香港社會開始討論後「佔領」情景，其中一個爭論點是年輕人缺乏向上流動機會，這包括缺乏好工、樓價租金、貧富懸殊等出了問題。另外一個說法是八九十後一代重視後物質主義價值，如參與、環保等生活方式，而非追求財富及物質享受。因此，對產生佔領運動的成因分析至為重要，不要下錯藥。今屆政府特別重視房屋及貧窮問題，推出不少措施，但阻力一樣不少。反對派以至部分建制派議員還是盯選票，為反對而反對，這是選票民主的內在邏輯。今天為禍施政的立法會「拉布」，只要一兩位議員便可癱瘓施政。我們討論後「佔領」的展望，便不應以為解決實質政策問題，便可解決香港的管治不暢；這只是必須，但不是足夠條件。若社會存在意識形態或「族群」裂縫，社會爭拗及內耗會沒完沒了。

香港社會矛盾的轉化

1997年7月1日換旗，鄧小平形象的說法是「舞照跳、馬照跑」，香港一切維持不變。然而今天，香港是馬照跑，舞廳如「杜老誌」已不復存在！香港「50年不變」，其實，它是不斷的變！從國族認同角度來看，香港「雨傘革命」背後理念令人擔憂。路透社在佔領區的非正式調查，顯示45%佔領人士贊成香港獨立。加上香港大學學生會官方刊物《學苑》「香港民族自決論」。可見佔領運動實質上是為衝「一國」甚至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而來，不單止不認同共產政權。從這個分析，1997年後年輕人在特區成立後長大，極小部分還懷念港英殖民統治，還有獨立的期盼。即是說，香港的社會矛盾最主要不是實質性的社會問題，而是國族認同及意識形態矛盾。解決房屋及貧富懸殊等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並不足以解決部分人的「族群」（所謂香港民族自決）及反共的意識形態裂縫。即是說，解決香港的社會矛盾，要通盤考慮，亦有主次之分，不可判錯症。

87枚催淚彈的問題——公共意志的俘虜

一直引起筆者思考是9月28日警方為了驅散聚集在金鐘道的六七千人，而施放的87枚催淚彈所引起的民情反彈。當時的電視影像是最前線佔領人士有備而來（面具作防禦胡椒噴霧，雨傘作衝擊警方防線，還有指揮者及呼叫衝擊口號等），但輿論民情就是施放催淚彈是不必要的鎮壓，要有人問責下台。表面現象的分析是學生的理想光環掩蓋了部分佔領者的暴力形象。深層次的分析是香港社會仍然活在1967年的陰影。六七騷動比較今天的佔領者表現，包括破壞立法會大門的暴力，遠遠超越。當年是51人死亡（包括10名警員），802人受傷（包括212警員），1167個炸彈；當年港九新界可說是遍地土製菠蘿。

六七騷動是香港歷史的分水嶺。左派，即今天的傳統愛國人士轉向低調，做實事，避談意識形態；他們亦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直至「九七」後這情才改變過來。這歷史事件的結果是社會的公共意志是反對暴力，崇尚和平理性。2003年50萬人「七一」遊行秩序井然為人稱道，亦變成社會神話，忘記了社會秩序及和平最後還是要用武力作後盾的基本事實。這種對制度暴力的偏見，後果是社會姑息犯事者，尤其是保護言論及集會自由遠遠超越對社會秩序的保護。當一部分新社會運動人士崇尚微型暴力，視社會秩序及法律如無物，並以推低社會秩序底線為衝突目的，舊的一個公共意志便跟不上了，變成姑息養奸而不自知。

六七騷動還有一個重要影響。就是親中力量沉默於做實事，不爭論。這與內地對文革反彈有關。文革在內地的公共意志反彈是，從革命熊熊烈火轉到務實的經濟建設。鄧小平的講法是不爭論「姓資姓社」。香港左派的落實結果是喪失社會的論述權，被我輩戰後成長的非傳統親中人士及力量主導了社會論述，並導致經濟生產較外圍的自由職業，如律師、教師、傳媒、社工等傾向西方個人主義及自由主義的思潮及力量抬頭，形成霸權；其發展更是過度至氾濫程度，並回過頭來形成破壞社會秩序及法律的姑息心態。這中間亦有個人及行業的利益所在。

投射於「一國兩制」，放縱的個人及自由主義變成對內地中央集權體系的莫名偏見，而無視內地回應中華民族百年恥辱歷史的公共意志，強大政府有客觀需要。在這樣的過度個人及自由主義的論述下，內地發生的個別事件或發展問題（如李旺陽、食品安全及官員貪腐）均源於非民主政體。這種抽空歷史的分析，由於左派在六七騷動後退出論述的陣地，變成一面倒，甚至指鹿為馬，習非為是。香港主流民情輿情將87枚催淚彈視為鎮壓和平非暴力「學生」亦是一例。

福山的民主、法治及有效政府排序

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今年9月出了一本新書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修訂了他在「蘇東波」後認為西方自由民主政體是歷史的終結。福山在他600多頁的專書，指出良好管治的社會有三大元素：有效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制。福山認為三者排序至為重要，只看民主本身的作用是不會有良好管治。他發現民主不可以在第一位，有效政府才是。他認為中國法治及民主弱，但有強及有效的中央政府，中國排序是對的。福山對管治的排序說明民主問責或者普選政治要有配套及適當時序，民主政體本身有其內在缺陷，不可盲目崇拜及推行。以台灣的例子，引入西方選舉政治後，無論「藍」「綠」當政都與反對黨互相廝殺，完全缺乏良性競爭，反而造成台灣沉淪、青年人嚮往小確幸的悲情困局。從台灣及香港引入不同程度的民主，結果是削弱了有效政府，最後亦禍及整體社會發展，這是否值得支持民主化人士反思民主落實的前提、配套及代價呢！

後「佔領」時代的困局與破局

香港近年有步向台灣政治撕裂的趨勢。後「佔領」關鍵在於「族群」及意識形態矛盾上升，蓋過社會階級矛盾，社會裂縫修補不易。福山及黃仁宇的歷史觀都源自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唯心史觀。人類有自由意志，致有歷史的公共意志，黑格爾最終的歷史結果是自由戰勝（福山證明他錯了）。這一觀點可取之處是人類有自由意志選擇命運。香港的困局是「佔領」運動未必能如六七騷動產生的能量，帶來公共意志的改變。具體表現是對社會秩序破壞者姑息而未有足夠阻嚇力的懲治，最終造成對法治及社會秩序的損害，由整體社會付帳。至於姑息羞辱「一國」，如香港社會對國旗不尊重無動於中，變成「一國」上下對香港哀莫大於心死，這將影響香港深遠（請參考拙文《哀莫大於心死——香港芬蘭「夜霜」1.0版》，《信報》，12.11.2014）。台灣「反服貿」，中韓自貿協議或許是香港的明天——寶島不寶，明珠不明亮！看來，香港破局機會較低；或許明年區議會及後年立法會選舉是破局機遇。筆者一直倡議以「小事大以智」的芬蘭化模式對應香港前途，這應是香港的最優選擇。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14年11月28日

原圖：taku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