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香港有不少人都出現一種認知衝突， 令他們感到困惑甚或不安。這些人對美國的嚮往，除了是國力和經濟實力的強大外，更認同背後的一套自由民主的價值體系。美國強調的民主，是一種以公開、普遍和競爭性的選舉制度和程序，作為一種標竿去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有足夠的民主。他們相信有民主的程序，統治者就會回應人民的訴求，人民就可以過上美好生活，實現社會公義。政治學理論稱呼這一種民主做「程序民主」。
但現實是，美國在這程序民主美侖美奐的包裝紙下，再熱鬧和刺激的選舉，也掩蓋不了本國積習難返的社會問題——貧富懸殊、財團壟斷、種族矛盾、槍支氾濫、警察暴力和反反覆覆的醫療及教育制度改革等等，特別是美國全球霸權體系日益衰落的情况下，隨着新經濟體的崛起，掠奪式經濟帶來的邊際利潤愈來愈少，既得利益者只好在本國實行肥上瘦下的剝削。在過去20年，大多數美國人的收入不升反降，特別是中產階層過去的好日子（oldgood days）一去不返，所以弗洛伊德事件引發的平權運動，不單是觸發起黑人族群的參與，也包括白人和其他族群，是對現實的不滿的一次大爆發。
資本霸道、民粹橫流、非理性黨爭
那麼，為何美國的程序民主不能夠得來好結果呢？筆者認為是民主被異化，並且體現在3個方面：其一是資本力量主導政治，特別是自2014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取消單一政治捐獻的金額上限，直接導致選舉開支無限制地上升。如果只計公開的數字，單以2016年總統選舉計，選舉工程就花費了約24億美元，2018年美國中期選舉就花了約50億美元，這還未計算日常的政黨開支，這些天文數字的背後，都是大資本的力量。再加上美國的專業政治游說集團，金錢、選票和權力的交換，可謂已到了「制度化」的程度，所以任何可能影響既得利益者的政策，例如槍支管制，也是難以推動的。美國政府的一些大政策，也明顯地傾向大財團的利益，最明顯就如發動戰爭就讓軍火商得益，無限的量化寬鬆救市就是金融寡頭的利益，由於沒有錢就做不了選舉工程，所以人民手上的選票，在資本霸權面前，根本就沒有議價力。
其二是民粹激化社會矛盾，究其原因有好多種。其中包括互聯網世界的同溫層效應、傳媒的嘩眾取寵、政客撈取政治本錢的政治操作，這當然也離不開社會本身因種族、階級矛盾所造成的分化。美國的兩黨制政治制度，本來是希望兩黨能以中間靠攏凝聚社會共識，但現實卻出現特朗普這種人物，以極端主張和口號吸引「鐵桿粉絲」，在投票率不高的情况下就可以突圍而出。特朗普現時選情愈嚴峻，行動和言論就愈乖張激進，不計較挑起矛盾撕裂國家，只在乎繼續他的政治豪賭，面對新冠病毒疫情不求解決問題，卻一味甩鍋中國，對外樹立敵人以挑動民怨來爭取支持。面對國內平權運動，他曾表示不惜動用軍隊，以保着白人至上保守派的基本盤。所以，愈來愈多政治人物力求網紅化，就算如特朗普的荒誕不經，也變得見怪不怪。其三，美國黨爭凌駕公眾利益，社會政策左搖右擺，難有長遠規劃，更遑論解決深層次矛盾。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共和黨特朗普上場後，一下子就廢掉了民主黨奧巴馬時代推行的醫療改革和金融規管制度，這兩方面的制度急變，無疑都加劇了美國疫情的失控和貧富的差距。包括美國高鐵和很多基建計劃，很多時都成為黨爭的犧牲品，試問美國又如何在激烈的國際環境下保持競爭力呢？
美國作為全世界最強大的民主自由國家，為何在處理新冠疫情時一塌糊塗，更因為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過度暴力壓頸致死的事件，導致全國性的嚴重騷亂？反觀，在不少人眼中的專政而將會崩潰的中國，疫情處理最為果斷，生產秩序也恢復得很快。如果一種民主制度，它不能制約資本霸道、民粹橫流和非理性黨爭這三座大山，程序民主也不會帶來實質的民主，而美國的「民有、民治、民享」理想，也只會淪為政治童話。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20年6月17日
原圖：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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