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言論自由行行政總裁黃永
前Buzzfeed新聞總監、現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Ben Smith認為，近年傳媒業界正在鼓勵一套不道德的「抗爭新聞學」：resistance journalism──意指主流傳媒隨社交網絡逐流，一旦網絡出現公審目標，各新聞平台必定緊隨，並加入戰團批判被圍攻的主角，而且更往往以抗爭之名，報道各種未經證實的黑材料，哪怕後來發現屬訛傳或假新聞。
抗爭新聞學的盛行，跟特朗普成為總統後所玩弄的政治手段有極大關係：因為他不斷發放許多假新聞來製造輿論，令其政敵（當中自然包括傳媒人）再也忍受不了，決定以毒攻毒，利用大量假消息來抹黑特朗普。
問題在於，不少針對特朗普（或其他被網絡公審之目標）的胡謅或陰謀論，其實相當受歡迎，閱後讚好兼廣傳者眾，在疫情肆虐而令傳媒行業經營困難之當下，一些新聞從業員和時事評論員亦抵受不了誘惑，不斷報道甚至多加渲染，取代那些用心求證而少人問津的專業報道──部分人也許亦知道某些所謂「消息」根本毫無根據或邏輯，但只要多人看、多人點擊，下一輪被炒的機會便自然相對較低，甚至有可能升職加薪。
Ben Smith指出，抗爭新聞學反映目前新聞行業的兩大結構性問題：其一，是傳媒機構的定位愈走愈極端，社交網絡為本的新聞報道務求一看題目便懂，更要明確政治表態，結果每個新聞平台只會照顧單一取態的支持者，完全放棄吸引政治光譜內的其餘受眾；加上愈激的標題愈能鞏固自己的支持者，結果令愈來愈多傳媒人為求吸引眼球而自甘墮落。
其二，是評價新聞和時事節目的方式，由整個節目的受歡迎程度，轉變為個別環節有多少人點擊──由於仔細求證和解釋深入的報道，一般都難以變成短環節，於是乎慢慢便鮮有人肯花時間製作。
更不幸的一點，是連願意投放更多資源和時間的偵查式報道（investigative journalism）亦走火入魔，長期跟進一些假新聞，甚至極端到了一個地步，認為一段消息總不可能100%造假，只是暫時未找到足夠證據罷了──就如特朗普一直聲稱「羥氯喹」（hydroxychloroquine）必定可治癒COVID-19。
可幸的是仍有不少新聞從業員和學者認同，抗爭新聞學對業界和社會帶來的長遠禍害，部分更形容此乃某些明星級傳媒人的病態心理，認為自己正為世界除魔，是故非剷除特朗普不可──對，魔，還是要除，但請對準自己的心魔。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20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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