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言論自由行行政總裁黃永

本月科技及傳媒學界的一大關注點，是籌備兩年的「監察臉書委員會」（Facebook Oversight Board）宣布了首階段20位成員的名單。這個「監臉會」的最終目標是希望增至40名成員，全體負責監控臉書內容，務求在表達自由與仇恨及其他不當言論之間取得平衡，聲稱連朱克伯格亦不能干預其決定，故被喻為Facebook專用的最高法院。

「監臉會」目前有4位聯合主席，包括：丹麥前總理（亦是該國首位女性總理）Helle Thorning-Schmidt、曾任美洲國家組織表達自由特派員Catalina Botero-Marino、哥倫比亞大學法律教授Jamal Greene，以及史丹福憲制法律中心總監的Michael McConnell。其餘16位成員除了資深傳媒人和學者外，還有人權組織的代表，例如關注女權（尤其女性記者）而獲2011年諾貝爾和平獎3位得主其中之一的Tawakkol Karman。

不少人質疑這個「監臉會」屬於公關動作多過注重實效──問題是：在網絡內容監管的層面，如何定義「實效」？管得太緊則箝制言論自由、扼殺創意，管得太鬆則延續網絡欺凌、散播仇恨。

科技界早就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複雜性，所以近兩三年開始已經不用「網絡監管」而轉用content moderation一語，務求令公眾明白，刪除內容或封掉某些戶口的目標只為「調控」、絕非「監控」──此舉則當然屬於語言藝術，畢竟西方社會不能在封殺內容方面，予人感覺跟極權國家的做法差不多，所以中國與俄羅斯所行的是monitoring一途，而西方國家只是moderation罷了？

就內容調控的大原則而言，西方國家以美國為首，目前普遍接納的共識稱之為「聖克拉拉透明及問責原則」（Santa Clara Principles on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content moderation）──2018年2月，一批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與學者提出，任何社交網絡或科技平台（包括網絡提供者和電訊商）在處理刪除內容或封殺戶口時，必須跟從以下三大原則：第一，公開統計數字；第二，提供解釋通知；第三，給予上訴途逕。

不過有業界人士擔心，網絡內容浩瀚，一旦愈來愈多國家在法律層面要求科網企業跟從以上原則，最終答案還是要靠人工智能刪除內容：因為交數易、通知快，又可自動上訴。然而過度依賴AI，則有機會剝奪人權──因為人工智能學習的速度，主要根據內容數量有多少，由於社交網絡內容以英語居多，是故對使用其他語言的國家不公平。

正因如此，Facebook的「監臉會」才強調，20名成員合共精通27種語言，希望從不同文化和語境去理解網絡內容。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20年5月19日

請Follow我們的YouTube頻道：

https://bit.ly/2kgU8qg

下載我們的手機應用程式，收看第一手精彩內容：

https://www.speakout.hk/app

瀏覽我們的IG：https://www.instagram.com/speakout_hk/?hl=zh-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