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行動踏入第51日,越來越多人擔心香港前景,但我卻感到樂觀。港人治港50年只過三分之一,已面對眾多困難;但要化解深層次矛盾,唯一良方正是深層次全民反思。例如在崇高美麗說話背後是否漏講了:烏托邦國際標準的民主,是否還有國際標準的稅制?在某一套民主面前,長者覆診、小孩上學、上班一族幫到同事、讓顧客滿意的民生活動,以至法治,俱可棄如敝屣,毫不重要?正如每位冠軍運動員身上都傷痕纍纍,但他們在哪裡跌倒,便在哪裡站起,再闖高峰;這段時間正好讓港人在想過試過後,共同在充分資訊下作決定(make informed choices),建立毫不含糊的共識,明白要用甚麼步伐,走怎樣的路,創建香港最美好的黃金五十年。
有關法治和意識形態外,社會凝聚的共識還包括(一)香港有很多好人——為社會負責任,勤力守法、開明變通、關懷下一代的人。這正是香港強大的精神資本(Spiritual Capital):正如蘋果公司或Google成功並不在其利潤豐厚,而是其無限創意的精神資本,香港的好人亦是我們將繼續受全球信任的最大賣點;(二) 為青年加快發展香港。不少人指眼前矛盾在於年輕人缺乏上流機會、置業困難等。既然如此,未來市民都應高抬貴手,減少發展阻力(例如覓地起樓)。
早前一個研討會上,主持參考周永新教授的實驗,問台下15枱觀眾:(一)有多少人會供養自己的父母?有14.5枱人舉手;(二)有多少人相信子女會供養自己?只有半枱人舉手。結果反映中華文化極重孝心,也顯示我們自強獨立、不靠政府,亦代表中坑一代為下一代付出,不求回報。這身教的結果,將是80後不但會為下一代無償付出,還會回饋父母。事實上數據顯示,八成多受訪者表示會供養父母、七成多指會與父母同住。又如剛成立智庫、年屆77歲的董建華先生,明明可弄孫為樂,卻在香港最亂時重新披甲,為港為民出力;台下亦全場爆滿,他們在香港最有需要時迎難而上。這不禁令我慚愧,因為中青兩代做得不夠,又要已付出最多的一代憂心操勞。難怪會上張信剛校長發言時亦指在香港,“Things work. People are nice!”。
所以,香港需明白長者一代如何在經歷二戰、內戰、韓戰洗禮的香港,一個只有戰後下流力、沒有上流力可言的社會,每個家庭在赤貧中平均養大六條化骨龍。他們勞心勞力成就了今天香港,肯定為中坑以及8、90後兩代改寫命運。上周在城大演講,我和十多二十歲的學生說,他們的祖父母輩是活生生的香港核心價值建立者,是付出最多卻發聲最少的一代,很應趁他們消失之前,聽聽其發人深省的故事和心願。我深信已為香港創造美好將來的公公婆婆,肯定會給口口聲聲要改變香港的8、90後帶來啓示。佔領令我最傷心的一幕,是一個八十多歲的伯伯,他可能在日本皇軍殘酷佔領時期、面對戰後赤貧經濟都未曾低頭,卻在特首辦外向學聯代表下跪,請他們高抬貴手開路。年輕人實應多尊重不同意見的人,不要只讓自己相信的理想沖昏頭腦,甚至成為傷害其他好市民的藉口。
原文轉載自《am730》2014年11月17日
原圖:takung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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