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彌昌接受「立場新聞」的訪問，他慨嘆過去走的中間路線失敗告終。其實所謂走「中間路線」的說法，不是始於袁彌昌，過去二三十年，都有走「中間路線」之政治倡議，但時至今日，也沒有見過什麼成功的例子。在相對比較早的時候，所謂走「中間路線」也曾經有人走過一段短的時間，雖然是漸行漸遠漸無聲，但也曾高興過一些日子，也帶來一些期望。但近幾年，走「中間路線」的人也坦言，這條路線愈來愈難走，就算政治手段高超的、本錢雄厚的，走不了多遠就表示走不下去，袁彌昌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對於所謂「中間路線」的分析，過去10多年，個人也寫過不少文章，指出在香港的政治環境，根本沒有所謂「中間路線」。早在10多年前，當時曾蔭權剛當上行政長官，希望在政治上搞些新氣象，在他那些政治幕僚策劃之下，又是以「中間路線」作為號召。當時個人在一份報章撰寫長文，指出這路線並不可行，結果沒有多久，曾蔭權就提出「親疏有別」。原因不是曾蔭權聽了個人的意見，而是他所提出的「中間路線」走入了死胡同，碰了大釘子，改弦易轍之下，就回歸到「親疏有別」來。
認為要走「中間路線」，首先要問，什麼是中間，又或者中間在哪裏？再仔細一點，所謂「中間路線」，在政治上和政策上具備一些什麼含義？
如果我們是討論一些社會經濟民生政策，那大概可以找到一些中間的位置，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開天索價與落地還錢之後，通常都是各讓一步。福利主義要求稅率提升到五成，自由市場的信奉者就主張一成半，那中間落墨，兩成半到三成。那大概可以算得上是「中間路線」，反正所謂「中間路線」，就是把兩個極端經協商調和。如果兩個極端都可以接受的話，那答案自然是向中間靠攏。
但香港當下最嚴重的矛盾，不是社會民生事務，而是「愛國」與「反共」的矛盾，又或者「一國」和「兩制」的矛盾。而在香港的政客操弄下，愛國和反共，一國和兩制被完全對立起來，在二元對立的情况之下，選擇就只有兩個，兩者只能選一，要麼拿獎金，要麼攞獎品，根本不存在中間形態的選擇。
有沒有「中間路線」，又或者「中間路線」能否走得通，先決條件是看香港社會當時主導的議題是什麼。如果是貧富差距，又或者房屋問題，那還是好商量，推出最低工資，時薪36元還是42元，完全可以協商；房屋問題也是一樣，八萬五太多，可以降到六萬五，如果嫌少，那推上10萬又何妨。但如果當時主導的議題，是誰應該擁有香港管治的最高權力，那就沒有中間形態，因為最高權力只有一個。泛民主派不斷以民主作為奪權的手段，而中央政府就以兩招應戰，那就是「單一制」和「全面管治權」。這種政治角力，就等同在學校裏玩的拔河遊戲，這是一場持續的權力爭奪遊戲，獎盃只有一隻，金牌只有一面，如何有中間！
當下的政治形勢，就是政治議題壓倒一切其他議題，而這些政治爭議，其擴張的速度和覆蓋範圍也是驚人。以前政治爭拗，只會在選舉之前，又或者局限於選舉活動；現在則發展到無孔不入，滲入到生活任何一個環節，連茶餐廳也要分「黃」「藍」，電視藝員也要分哪個陣營。當矛盾激烈發展到完全白熱化，每一個人的政治立場，已經沒有任何空間餘地！袁彌昌認為如果新民黨找高永文當顧問，那就可能比較容易走向中間，個人認為在當下的形勢，高永文和黎棟國已無分別。因為在這種嚴重的政治對立之下，已經不能用政治技巧或個人品質去模糊政治立場，在一句「你支持北京還是香港？」的嚴詞質問之下，高永文和黎棟國有什麼分別！
當然，路是人行出來，如果堅定走「中間路線」的人數眾多，有足夠的政治力量，那又能否真的去創開一條道路？這是一個假設性問題，很難有一個確切答案。因為如果假設有500萬人都走向中間，那中間道路當然會行得通。但這個假設，在前文已經解釋過，這完全取決於當時社會上的主導議題，如果是「民主」與「反共」，「一國」與「兩制」被嚴重對立起來，那就等於沒有足夠走中間道路的力量，反之亦然。
對「中間路線」最具殺傷力的，不是建制派而是泛民。對於建制派而言，多一條「中間路線」，完全符合他們的政治利益，所以其政治立場一定是樂見其成。但反對派就視此為統戰和分化，不信？看看公民黨的前核心成員湯家驊在走向中間之後，遭受到什麼待遇，哪個陣營向他射的箭最多，就是最佳的說明例子了。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20年4月2日
原圖：RTHK
請Follow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下載我們的手機應用程式，收看第一手精彩內容：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