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言論自由行政總裁黃永
疫情持續，新聞從業員在前線衝，新聞和傳訊學者則在後方觀察和沉澱──因為他們知道，疫後世界勢必大變，傳媒行業在本世紀這短短二十年間，即將迎來第五波的改革。
世紀初傳媒改革第一波，是為博客之冒起，學者命名為「參與式時代」（participatory era）。當時還會有人問：博客算是記者嗎？今天回看這條過氣問題，才發現不少學者早已經預示博客跟專業記者快要混為一體，而當時也有學者在思考：當人人都可自詡為記者、自封為傳媒以後，傳統新聞專業應當何去何從？如何提升一般市民新聞水平的公民新聞學（civic journalism），以及重新定義專業傳媒角色的解困新聞學（solutions journalism）之學術研究，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誕生。
傳媒改革第二波源於新聞行業慘痛的經歷，紙媒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就連美國這個傳媒大國，紙媒的廣告收入由2003到2015年下跌近六成並有三成員工被裁（近幾年當然更差），學術界視之為「危機時代」（crisis era）──這段時間探討的主要問題圍繞新聞行業的營運模式（business model）：訂閱模式還是廣告模式？另外，公共廣播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當中又應當扮演什麼角色？
然後Facebook稱霸，傳媒改革的第三波開始，是為「平台時代」（platform era）──據學者統計，Facebook是目前世上被研究得最頻密的傳媒/新聞平台。
受眾接收資訊的模式與傳媒的表達方式，乃至兩者間之互動，亦因為臉書稱霸國際而出現大規模轉變。
不過從學術研究角度，第三波傳媒改革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是令到英國和歐洲大陸的學者銳意發展跟美國截然不同的一套有關「數碼傳媒和政治新聞」之論述，及後影響歐洲相關法律和法庭裁決，並引發近年有關向美國科技企業加徵「數碼稅」的爭議。
疫情未發生之前，傳媒改革的第四波是大家熟悉的假新聞和後真相年代等課題，今日學者名之為「民粹時代」（populist era），包括大量有關英國脫歐公投新聞的學術研究，亦自然離不開環繞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一切：停不了的推特帖文、主動攻擊傳媒、挑起種族仇恨、俄羅斯利用社交網絡干預選舉。此外，這段時期的研究牽涉不少國家安全問題，像中俄網軍、內地超級防火牆（The Great Firewall）、恐怖分子溝通網絡等。
疫情過後，學者和專家預計，如何報道科普及醫學知識，將成為重點研究課題。隨之而來的第五波傳媒改革，實際上已經啟動：業界相信，世界各地絕大部分的地區新聞（community news）機構，很可能在未來半年內消失。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20年4月1日
原圖：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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