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新聞學研究
疫情下的新聞學研究

本文作者為言論自由行政總裁黃永


疫情持續,新聞從業員在前線衝,新聞和傳訊學者則在後方觀察和沉澱──因為他們知道,疫後世界勢必大變,傳媒行業在本世紀這短短二十年間,即將迎來第五波的改革。

 

世紀初傳媒改革第一波,是為博客之冒起,學者命名為「參與式時代」(participatory era)。當時還會有人問:博客算是記者嗎?今天回看這條過氣問題,才發現不少學者早已經預示博客跟專業記者快要混為一體,而當時也有學者在思考:當人人都可自詡為記者、自封為傳媒以後,傳統新聞專業應當何去何從?如何提升一般市民新聞水平的公民新聞學(civic journalism),以及重新定義專業傳媒角色的解困新聞學(solutions journalism)之學術研究,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誕生。

 

傳媒改革第二波源於新聞行業慘痛的經歷,紙媒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就連美國這個傳媒大國,紙媒的廣告收入由2003到2015年下跌近六成並有三成員工被裁(近幾年當然更差),學術界視之為「危機時代」(crisis era)──這段時間探討的主要問題圍繞新聞行業的營運模式(business model):訂閱模式還是廣告模式?另外,公共廣播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當中又應當扮演什麼角色?

 

然後Facebook稱霸,傳媒改革的第三波開始,是為「平台時代」(platform era)──據學者統計,Facebook是目前世上被研究得最頻密的傳媒/新聞平台。

 

受眾接收資訊的模式與傳媒的表達方式,乃至兩者間之互動,亦因為臉書稱霸國際而出現大規模轉變。

 

不過從學術研究角度,第三波傳媒改革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是令到英國和歐洲大陸的學者銳意發展跟美國截然不同的一套有關「數碼傳媒和政治新聞」之論述,及後影響歐洲相關法律和法庭裁決,並引發近年有關向美國科技企業加徵「數碼稅」的爭議。

 

疫情未發生之前,傳媒改革的第四波是大家熟悉的假新聞和後真相年代等課題,今日學者名之為「民粹時代」(populist era),包括大量有關英國脫歐公投新聞的學術研究,亦自然離不開環繞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一切:停不了的推特帖文、主動攻擊傳媒、挑起種族仇恨、俄羅斯利用社交網絡干預選舉。此外,這段時期的研究牽涉不少國家安全問題,像中俄網軍、內地超級防火牆(The Great Firewall)、恐怖分子溝通網絡等。

 

疫情過後,學者和專家預計,如何報道科普及醫學知識,將成為重點研究課題。隨之而來的第五波傳媒改革,實際上已經啟動:業界相信,世界各地絕大部分的地區新聞(community news)機構,很可能在未來半年內消失。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20年4月1日

 

原圖: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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