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另一亮點，是從「未來基金」撥出220億元，成立「香港增長組合」，投資「與香港有關連」的公司和項目。我希望它着重智慧城市和本地初創企業的研發成果，協助初創的「官產學研」生態圈可以更趨成熟和蓬勃。不過，「香港增長組合」要成功毫不簡單。《信報》作者高天佑指出，要金管局的國際金融及資產管理專才忽然「摺高衫袖，到觀塘工業區考察項目，並決定投資與否」，他們未必稱職。
無獨有偶，「創科鬥室」早前訪問了理工大學全自動快速多重診斷系統，據報該系統能於一小時內檢測多達40種病原體，包括新型冠狀病毒，這個項目被香港政府拒絕投資後，獲深圳政府慧眼識英雄，更主動提供政策協助。這說明什麼？政府要推動以科技為本的智慧城市，無熟悉本地情況的專才不行。因此我建議政府為「香港增長組合」設立一個委員會，除了投資專才外，更要有業界和學界專家提供意見，讓投資經理掌握前沿科技和行業走勢，協助「揀蟀」，否則機會將一而再地溜走，白白把本地研發的優良出品拱手讓人。
此外，究竟以5年為投資回報期是否適當？香港人習慣短炒，投資股票、房地產類別以往也許可以三幾年內有不俗的回報，但新經濟會否如此得到極速回報，令人懷疑。例如計劃今年上市的Airbnb，創辦至今已12年，前幾年營業額可觀，但據聞去年首三季盈利已告失守。
其實大多數顛覆傳統產業的新經濟在建立初期也是以廉價搶奪市場，因此以5年為回報期相信是過分樂觀。有指李嘉誠投資Facebook時間達5年後，它便成功上市，令投資者獲享豐厚回報，不過這恐怕並非常見的例子；如軟銀因為投資WeWork和Uber而虧損65億美元也只是去年底的事。
因此制定回報期和機制甚具挑戰。不過，這些政府投資新經濟的種種歷程，同時會成為我們重要的第一身經驗，在向外地輸出智慧城市服務時非常重要。
我早前提到，東盟國家如越南、菲律賓、泰國等近年經濟崛起，紛紛向智慧城市方向發展，以解決城市人口激增帶來的住屋、治安、交通、醫療、就業等挑戰。
香港在多個國際智慧城市排名中，均在亞洲地區前列；全因我們運用資訊科技在城市規劃、金融創新、教育醫療等已卓有成效，加上政府投資新經濟的實際案例，東盟各國肯定更想借鑑。
貿易發展局今次得預算案建議增撥1.5億元到外地宣傳，應該加設智慧城市服務（Smart-City-as-a-Service）一項，讓香港不會錯過這個估計達960億美元（超過7000億港元）商機的市場，為本地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增長動力。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20年3月19日
原圖：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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