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流動通訊系統協會（GSMA）有一個「大數據為公益」（big data for social good）的倡議，鼓勵手機網絡商無私地和政府、公營醫療機構分享手機數據，以協助應對天災人禍。內地傳媒近日就引用百度地圖的遷徙大數據，分析了武漢500萬市民在1月封城前兩星期，前往了哪些地方，包括內地城市、港澳東南亞等。這些分析只使用整合的數據（aggregated data），並沒牽涉個人的私隱。
可是，由於今次新冠肺炎源自武漢，當地市民自然成為眾矢之的，在全民恐慌下，個人私隱成為了犧牲品。網上有一篇文章，題為「武漢人是否還應該有隱私」，不少武漢回?民眾的家庭地址、身份證號碼以至手機號碼在社交媒體上廣傳，成為了「公開被線上追殺的通緝令」。
有關工作人員對個人私隱的輕視態度固然令人擔憂，而疫情嚴峻下，更突顯了保護個人資料和維持公共安全的兩難。被喻為史上最嚴的私隱條例、歐盟的《通用數據保障條例》（GDPR）也指出，在人道救援上，如須監察傳染病和天災人禍，便不用徵求數據主人的同意。
而且，即使把數據匿名化和整合，科學期刊《自然》的文章稱，只要有4個以上的數據點，依然有機會辨識出個人出來。
因此，美國耶魯大學研發員Nathaniel Raymond擔心，公私營機構有可能不當使用手機數據，假如落入販運人口集團手中，更變相幫助不法分子識別亟待救援的災民，故此他極力提倡要制定一套完善的手機數據使用指引。
誠然，手機大數據也並非無敵。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的學者Susan Erikson，便以手機數據不能預測到2014年伊波拉病毒在西非爆發的慘痛例子，力證不應盲從手機大數據潛力無窮的說法。
原因之一是大數據分析本身的問題：分析和預測模型是基於許多設定，有偏差的設定只會產生有偏差的結果。
今次的疫情令人思考手機位置數據在防控和預測傳染病的價值，香港要成為真正的智慧城市，必須提升疫症的預警能力，故此政府好應該把握是次機會，徵求電訊商把匿名並整合了的手機位置數據予研究人員分享，讓他們累積實戰分析經驗；同時也要集思廣益，運用這些數據制定完善的指引，為推動智慧醫療發展打好基礎。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20年3月5日
原圖：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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