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前科技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雷鼎鳴
湖北省衞健委的書記及主任雙雙被免去職務，將來也許有更高層的官員被免職或被追究新冠肺炎在湖北爆發的責任。我對這些官員素昧平生，並無批評他們或替他們說好話的誘因。從問責的角度看，在災難中有人被免職也正常之極，這起碼可起到一種警誡後人不要疏忽職守的作用。不過，對當事人而言，我們其實難以確定這是否公平，從建立一套更精準的疫情監控制度的角度出發，此等免職也不見得能針對問題的核心。
這些官員被免職，我們可合理估計是因為他們在疫情初期反應遲鈍，以致病毒擴散。其實，他們是否真的那麼遲鈍，答案也是見仁見智。美國的疾病控制中心（CDC）很可能是當世最具專業能力及權威性的控制疫症的中心，但只要我們看看其應付2009年豬流感一役的經驗，便可知CDC投入了浩大的人力物力作研究，其反應速度卻並不比武漢快，其被感染人數及最終的死亡人數也多倍於今次的新冠肺炎。
李文亮吹哨如何辨真偽
不是有李文亮等8位醫生曾一早預警，但卻被訓誡嗎？事後看來，沒有理會這些醫生的觀察，的確是個錯誤，李文亮也應被平反，但事後孔明容易，事先的評估及判斷依然有重大的困難有待解決。要明白此點，我們可先角色更換，把自己當作是武漢或湖北的相關官員，看看應如何反應。
他們在一個多月前可觀察到什麼？李文亮等人並無直接掌握病毒的資料，他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只是在朋友圈中誠實地傳發了一些訊息。但更要命的是，在中國以致全球的網絡世界中，每天都有千萬條假新聞甚至是有人刻意製造帶有惡意的謠言，每一條都理會不單不可能，而且有害。可是草堆中也可能有黃金，有些預警是有價值的，問題是如何才能濾走錯誤的訊息，辨別出有用的部分。
過濾訊息、迅速辨別真偽，顯然是管治的頭等重要問題，此等能力對幾乎所有的公共政策都有幫助，及早找出新冠病毒是否會人傳人只是一個應用例子。成功的政府因為判斷力高，可有效幫助經濟發展及導致社會更和諧。辨別真偽的能力，不單政府需要，它對人民一樣重要。但我們卻需要面對一個現實，在訊息泛濫及各人所知不對稱的情況下，要完全準確並快速地掌握真實幾乎是不可能的，湖北或中央的官員如是，人民也如是。後者訊息的不完整，還可被政府利用，作為推動一些經濟政策的根據，此等可能性，甚至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核心理論，明白其中理論，有助於我們掌握政府早期處理新冠病毒時，面對的困難，容我先用一個經濟學中的著名例子說明問題。
印錢谷物價釀貨幣錯覺
宏觀經濟學中一個重要問題是貨幣政策有無作用，亦即增加貨幣量能否刺激生產或就業。這問題不好回答，在實際世界中，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常會對GDP有短線的正面作用，長遠則未必。想像政府突然向公眾宣布，以後所有的1元鈔票要被當作10元，10元的則要視作100元，100元的要等於1000元，餘此類推。
這顯然等於社會的貨幣供應量突然增加了10倍，但這對實質GDP並不會有影響，它的效果只是把所有價格推高10倍而已，以前1元買到的，現在要10元（其實只是在1元的鈔票後加個零，變成10元而已）。由此可見，要解釋增加貨幣量可促進生產與就業並不容易。
佛利民有一套解釋，名曰「貨幣錯覺」（money illusion）。假設政府把貨幣量增加，物價自然會隨着上升。我們可從一個普通公司的角度看此問題，在開始時，它只觀察到顧客願意付出更高的價格買它的商品，公司可據此觀察而推斷，造成更高的價格有兩個可能性，一是社會中有通脹，東西都貴了，它將來要付的工資也會上升，二是沒有通脹，只是顧客對它的產品需求增加了，所以願意付更多的錢購買。若是第一個可能性正確，公司只要處變不驚，維持原來的生產便可；如果是第二個可能性正確，它則應多僱用工人多增產。由此可見，政府若是希望多印鈔票便能刺激生產，關鍵之處是它能否欺騙或成功誤導人民，使各公司相信，顧客肯付更高價格購買自己商品時，便必定是自己產品更受歡迎，而不是因為鈔票多了。
準確推斷需有足夠訊息
但人民是這樣好騙嗎？正如狼來了的故事所顯示，說了兩次謊言的牧羊童，在狼真的來了的時候再求救便無用了。同理，政府若經常採用波動性大的貨幣政策，大家一見到價格波動，便自然認為這是政府背後搞的鬼，不是顧客對自己公司產品需求增大之故，同一招玩得多了便沒有用，貨幣政策短線或許有效，惟長期卻無用。
回到政府在新疫症出現時能否迅速並作出準確判斷這問題。假如這個社會的人民一向都是誠實敦厚，不會有人胡亂造謠，事情當然好辦得多。社會中的噪音少了，專家或醫務人員發話時，其聲音不會被千千萬萬的假消息淹沒，政府自能更快地注意到及重視正確的訊息。
但假如網上一向假訊息及惡性謠言充斥，就算有吹哨者發出真實警號，決策者也會認為這有大概率的可能是有人胡說八道，造謠生事。又因為虛假謠言不利社會，最好能壓抑之，所以對發言有重大影響力的人立案調查，甚至警誡散布虛假有害訊息的始作俑者，可以是公共政策中的一個合理選項。李文亮醫生的被召去省衞健委問話及其後被警誡，錯誤不在被召及受警誡，而在決策者對他的誠信及人格判斷有誤。
A可以導致C，B也可以導致C，我們若只觀察C，如何判斷導致它的究竟是A還是B？又或A及B的可能性各有多少？這是所謂的「貝葉氏推斷」（Bayesian Inference）的思維方法，宏觀經濟學按此思路，早已利用了不少數學工具發展出頗多有突破性的理論，例如諾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 Jr）在四十多年前便用電機工程常見的工具卡爾曼過濾器（Kalman Filter）建造了一些模型，可解釋到為何通脹與失業短線有負面關係，很多這類結果，核心理論都涉及通過某些觀察如何可推斷出背後的成因，而推斷的準確與否，並不只是判斷者的個人能力，而是訊息是否充分。
權威性專家阻疫情擴散
中國（或世界其他地方）的管治體制若要更高效，關鍵之一是如何使到決策人判斷更準確。要做到此點，社會中的錯誤訊息或噪音若能減少，會有幫助，但在互聯網世界，不負責任地製造噪音恐怕已成風土病，不易根除，而且不少噪音製造者自己也不一定知道自己在胡說八道，所以抑制噪音並非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更為可行的是決策者能建立一些可信賴的訊息系統，依靠這些系統收取訊息便可，網上有人如何亂說也不用太緊張。
在肺炎一役上，中國本有專家群組很早便發現該病毒可以人傳人，很可能1月上旬已知此事。他們具有權威性本可較早地通知政府決策人，但他們似乎沒有發聲，反而更急着把研究成果送到兩份國際頂尖醫學期刊發表。李文亮等人沒有這些專家的地位與權威性，得不到重視並不奇怪。
擺在中國湖北及武漢政府面前的一道題目便是如何改革獲取訊息的制度，使有權威性的專家有足夠誘因為防止疫情擴散而工作，而不是只顧着自己的學術名氣，把發表論文看得比人民的生命更重要。也許這些專家並非千古罪人，他們延誤戰機是另有原因，但他們實有責任清楚地解釋為何他們一早從數據中推斷人傳人的疫情時，還不立時預警，要等到鍾南山1月20日才一錘定音。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20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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