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我剛借了一本有關沙士時醫護抗疫的書。才開始讀，武漢肺炎便爆發了，野火蔓延全國，感染人數比沙士更多。相比之下，香港情况其實遠不及十七年前沙士嚴重，但醫護界嚴重撕裂，在危急的時刻宣布罷工。
當年，香港沙士在社區爆發，世衛專家派了流感專家Dr Keiji Fukuda 福田敬二來港，和時任衛福局長楊永強、衛生署長陳馮富珍、醫管局行政總裁何兆煒及其他高層開會。福田敬二說：「我從來未見過這個病毒！」未幾，第一重災區的威院幾乎崩潰了，心胸外科醫生萬松、新界東醫院聯網總監馮康，以及何兆煒，紛紛都染上沙士！萬松更入住深切治療部，命懸一線（幸好最後痊癒）。接着，瑪嘉烈醫院和聯合醫院都淪陷了，當時的保護衣物、隔離設施和醫療科技遠不如今天。醫護人員的怨氣、恐懼不會少，但醫護人員沒有退縮。沈祖堯教授更率領醫療隊伍，組成Dirty team，與沙士短兵相接。他不怕病毒、用聽筒為每一位病人聽肺部呼吸，診斷肺炎程度。香港當年大埔醫院的鄭夏恩醫生、屯門醫院的謝婉雯醫生都是主動加入照顧沙士病人的，雖然最後殉職了，但幾萬個醫護人員，仍然投入凶險戰場中。他們全無畏懼嗎？我相信一定有，但他們重視專業情操和病人的生命。醫護一致抗疫，令人肅然起敬。
十七年後的今天，內地有成千上萬的醫護奔赴武漢救人，萬眾一心抗疫。香港卻有醫護掛住抗護，而非抗疫。香港像一個病人，有人趁佢病，攞佢命。我們不是輸給疫症，而是輸了給自己。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20年2月4日
原圖：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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