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談公民抗命，不得不提甘地。這位獲奉為聖雄的印度人，通過公民抗命，成功帶領印度邁向獨立，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他的非暴力哲學思想影響了全世界的民族主義者和那些爭取和平變革的國際運動。

早在「佔中」開始之前，「佔中三子」便把這場運動定性為公民抗命。崇高的理想與信念、自我犧牲的精神，當然還有愛與和平，把「佔中」包裝得漂漂亮亮。

「佔中」步入第二個月，兩位召集學生出來的教授決定返回校園復教，繼續領取他們豐厚的薪水。市民看到「佔中」變成佔鐘、佔旺、佔銅，山頭林立的同時，暴力事件亦一再發生，無數人的生計受到影響，卻看不到絲毫甘地的高風亮節。

甘地推動公民抗命符合多個特徵。他認為，「面對當局人員實施逮捕，公民抗議者將配合拘捕，即使當局試圖沒收其財產，也不進行反抗。」因為公民抗命雖是一種違法行為，卻並不對抗整個法治系統。但在香港，警察莫說拉人、沒收財產，連取回屬於自己的財物—鐵馬，亦遭到佔領者的反抗。周永康同學似對此視而不見，還口口聲聲說警察當然可以拉人、清場，沒有人反對，他自己說此話時已是底氣不足。

甘地認為，「抗議公民絕不侮辱對方。」電視畫面清楚傳達了佔中示威者以粗言穢語辱警，稱警察為警犬；一再用傘衝擊警方的防線，用不明液體淋警察；更有甚者，竟意圖搶奪犯人。莫說這是一場自詡和平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即便是暴力抗爭，那些下三濫手段也為人所不齒。再有「公民抗議者不懷有憤怒情緒」、「忍受對方的惱怒」，看罷這兩條，具理性者只能高喊救命，舉手投降了。

甘地能成功推動非暴力抗爭的一項重要原因，在於其宗教特質；他所倡導的公民抗命理論以印度聖典《薄迦梵經》的教義為基礎，加上發自內心的自我犧牲精神，一場真正的公民抗命才得以實現。

反觀香港，我們沒有聖雄，卻盡多政棍，各懷鬼胎，各自盤算。我們的「佔中」召集人，不管是三子、學聯還是其他政治團體，誰也代表不了誰，誰也無法真正領導這場運動。我們的運動中充斥各種暴力與荒謬。我們的犧牲者不是發起人，而是七百萬香港市民。「佔中」，充其量只是一場A貨公民抗命。

原文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 2014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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