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前科技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雷鼎鳴
今年香港經濟本就不妙，繼續出現負增長的機會頗大，現在加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可算是雪上加霜。不過，我倒不認為這次疫症對香港的GDP有太大影響，但短期內遊客劇減，股市波動，樓市交投減少，卻是顯然的。
這個判斷並非因為我不了解疫症在歷史中曾展現過的威力。新的疫症似乎每數十年便在世界不同地方出現數十次，人類很難擺脫它，今天的一些傷風感冒病毒，可能在一、二百年前便是新出現而且致命的病毒，只是其毒性若不因基因變異而減弱，避免了把人類這宿主殺光殺淨，以致它也無法生存及複製下去，要知道，病毒若未入侵到宿主的細胞，它自身無法複製。
歷史上影響最大的疫症是一三四六年在歐洲爆發的黑死病，今天的歐洲人對此還是談虎色變，引發此病的不是病毒，而是淋巴腺鼠疫苗，其源頭應是大理，即今天的雲南一帶。一二五一年蒙古鐵騎攻入大理，不少士兵對此菌並無免疫力，病死無數，但病菌也隨着蒙古的軍旅離開大理，遺害無窮。一三三一年河北省人民受感染，死了九成人口。在其他的一些地區，死亡率也可達三分二，蒙古帝國自己後來也因人口大降而衰弱。
另一著名例子是西班牙攻打在墨西哥的阿斯德帝國，當時西班牙士兵只有六百人，阿斯德則有以百萬計的人口，但西班牙人帶去了自己已免疫的天花，終於靠此感染了對方而勝利。
由此可見，疫症可以滅族喪邦，不可等閒視之。但到了現代，有了檢疫制度及先進醫療，情況當然大為改善。我們談的已不再是一個國家人口因病銳降，而是社會經濟會受到多大打擊。從近代的歷史經驗看來，戰爭及疫症等災難對即時的經濟都頗有破壞，但災難過後，受打擊的經濟復原會很快。就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此等重災，戰後歐美日等國GDP的增長也十分迅速。這原因也許是人民在大劫後多會咬緊牙關，減少消費，增加生產，盡可能把資金積累起來重建經濟。
二○○三年香港及內地飽受沙士肆虐，對經濟也起過衝擊，我們正好以此例子為鑑，幫助我們作出對今天新冠狀肺炎的判斷。根據近日的大量報道分析，新冠狀病毒的毒性雖遠超一般感冒，但卻是比不上沙士。後者的死亡率近百分之十，前者的死亡率若何仍未有足夠的數據去判斷，但暫時全國平均大約百分之二點九左右，武漢則高達百分之九，但湖北以外卻只得百分之零點三，武漢這麼高，很大部份原因是低估了受感染人數，將來確認的感染人數增加，死亡人數增加沒這麼快，武漢的死亡率會與其他地方慢慢接近。不過，此病的傳染率卻是甚高，也許未來確認的總感染人數會高於沙士。毒性較低但傳染性較強，我們大可假設其對經濟的殺傷力及其持久程度與沙士大致相仿。
先看中國。二○○二年中國GDP實質增長率是百分之九點一，這個高增長，部份原因與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有關，到了二○○三年的沙士年，增長率更高，達百分之十，沙士根本擋不住中國貿易的力量。從二○○四年至二○○七年這四年中，平均增長率更上升至每年百分之十二點一，也許這反映了上文所說大災難後人民浴火重生，工作更加拼命所致。
再看香港。到今天為止，除了港人習慣的恐慌外，疫情遠遠不如沙士。在二○○三年第一季，GDP的實質增長是百分之四點一，但到了直接受到沙士衝擊的第二季，增長率已成為負百分之零點九。沙士一去，經濟便回暖，二○○三年全年增長百分之三，二○○四年至二○○七年這四年中，平均增長率更高達百分之七點二五，遠高於沙士前二○○二年的百分之一點八。
香港去年經濟飽受黑衣暴亂摧殘，我從前曾撰文論述，其負面影響是結構性的。但今次肺炎，其影響卻反而是暫時性的，而且災後還可能有反彈。因此，若肺炎在暑期前便結束，今年全年經濟有可能不會一沉到底。朋友中，哥倫比亞大學的魏尚進教授估算這次疫情對中國GDP的增長率只會拖低百分之零點一，諾亞控股集團的首席經濟學家夏春教授的估計是拖累了香港GDP增長的百分之零點三至零點五。兩位朋友都是名家，其估算也合理，並無異議。當然，若疫情沒完沒了，又或暴徒繼續利用疫情破壞，影響會大一點。
原文轉載自《頭條日報》 2020年1月31日
原圖：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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