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對民主政制的反思」讀書會所選的5本書，上周本欄已簡述了兩位美國學者的著作，有對民主制度矢志不渝的Larry Diamond，也有對民主制度提出一些質疑和擔憂的奧爾布賴特。還有一位對民主制度提出反思的學者，是中國內地年輕政治學者張飛岸，其著作《被自由消解的民主：民主化的現實困境與理論反思》是她的博士論文。她年前來香港出席閉門座談會時，提到她在史丹福大學做訪問學人時曾與LarryDiamond深入討論過民主政體的一些問題。據張飛岸表示，會面結果是誰也說服不了誰！
張飛岸提出的問題其實很簡單，也很基本，就是民主選舉一個最重要的作用，是達至平等。這裏有一個重要的假設，即當每人都以手中均等的一票來選出政治領袖和政府，其結果一定是趨平的，因為政治領袖和政府必須向選民負責，所以政策一定會向中間大多數人傾斜，換句話說，通過每人一票的手段，達至政策乃至其他方面的平等。理論上，平等的政治權利必然帶來更平等的社會政策。政治手段平等，社會的結果也平等，這就是民主選舉的最重要意義。
但從全世界的現况來看，以上看似必然的方程式，卻完全經不起現實的考驗。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已行之百年，不可不說是成熟的民主，過去一些非民主政制的國家（如東歐和中亞國家），也在歐美陣營的大力推動下，由威權政體轉為民主政體。所以民主政治制度，言質、言量，在過去二三十年，都算大有進展。但現實卻是貧富愈來愈兩極。大家手中都有選票，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去產生政府，但平等的政治手段卻產生了不平等的社會結果。
張飛岸進一步觀察到，在近幾十年發展中國家所推行的第三波民主化進程中，是在西方民主國家的「自由民主」理論指導下的民主化進程，他們雖然確立了「選舉民主」這一制度，給予了人民選擇統治者的權利，但沒有解決深層次的社會矛盾。選舉權的競爭反而令不同階級和族群的矛盾顯性化，加劇了原本就存在的貧富差距。與Larry Diamond等民主理論學者一樣，張飛岸亦引用了「自由之家」的數據，但她發現︰由1974年到現在，民主國家數目翻倍，但新民主國家國內狀况並無改善，全球貧富差距更加極端化。民主與平等互相脫離，其中的根本原因，在於民主的自由化。民主的國家基本上都信奉兩個信條：私有財產和自由市場；在這兩個信條下，貧富懸殊的問題愈來愈嚴重。於是，這種情况造成了民主的「失範」，令整個世界愈來愈不公平。
張飛岸認為，指引第三波民主化進程的「自由民主」理論，是被改頭換面的民主概念，其實質是結合了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假民主」，民主的平等本質與放任自由市場經濟存在內生性矛盾，但以「自由」為先的「民主」被直接簡化為選舉權、投票權，反而成了推動資本向全球擴張的因素，但卻無法帶動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甚至加劇不平等的現象。
「自由民主」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張飛岸認為「自由民主」理論，實質是用自由（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架空和騎劫了民主，將民主最本質的平等內涵和現代社會最基本的再分配功能降到最低。有關民主的討論只集中於投票權，形成「民主=選舉=投票」的現象。然而，她認為民主本質是講求「平等」，這不止局限於政治權利上的平等，最終應該是財富和經濟上的平等。
西方國家利用民主的大衣，包裹資本自由主義的內核，然而我們不能把民主與自由強行綑在一起。本質上，民主意味着少數服從多數，少數人的自由在這時候就無法保證。反過來說，我們不能在實踐整個社會的自由的同時，還確保民主的存在。於是，所有反對既得利益者的聲音，往往會被歸類為民粹主義，都被西方傳統的思想家、政治家抨擊。
西方發達國家將這一重新建構的「自由民主」概念，形式化地輸出到發展中國家，並指導民主實踐。由此指導的第三波民主進程，僅關注政治結構的變化，而無視甚至刻意迴避社會結構問題。「自由民主」理論，以民主化之名，行自由化之實。在不變的社會結構上實施選舉民主，反而令少數人的特權通過大眾的選舉授權獲得了更大的合法性，從而加劇不平等現象。在這種情形之下，贏家都是資本權力集團，而輸家則是追求民主的大眾。故此，我們不能以一個「競爭性選舉與否」的維度，來評判政制性質的好壞，世界上約70%的人都活在西方定義的代議制民主之中，但只有約10%的人是過得比較好的，多數人的生活不盡如人意。
注意到這一問題的， 還有歐洲學者SimonTormey。Simon Tormey針對的不是概念上的民主制度，而是落實到操作層面的代議政治，他的著作《代議政治的終結》，就是針對民主理論下的選舉制度。這本書的中心思想就是代議政治正處於危機之中。他觀察到幾個趨勢，第一，投票率下降，相比1950、1960年代，近年的投票率下跌了很多；第二，對政黨的信任、參與政黨的熱中程度下跌；第三，對於政治的關心程度愈來愈低。現時人民對政治階層的信任值是有史以來最低；人民認為政治階層不能真正為他們爭取利益，而代議制民主也不一定是維持社會正義的最佳手段。Simon Tormey摘除「代議制民主」和「民主」之間的等號，提出我們面臨的不是「後民主」時代而是「後代議政治」時代。他揭示了人們以一系列新興的政治模式抵抗代議政治，表達高度個人化的訴求，並試圖為「為什麼人們拒絕代議政治」、「這種抵抗意識從哪而來」、「代議政治之後會怎樣」尋找答案。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20年1月30日
原圖：新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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