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於上周六傍晚公布免去王志民中聯辦主任的職務，這消息對部分政界人士和香港市民而言，可能會有事出突然之感。中聯辦主任作為中央駐港機構的最高負責人，位居要職、動見觀瞻，其去留當然受人關注。香港在過去大半年經歷前所未有的社會動盪，建制派在區議會選舉中遭逢一面倒的敗績，王志民主任在此時被免去職務，自然惹來「問責」的猜測。可能為了平衡這類「問責」的聲音，建制派內也有「正常調動，不足為奇」的論調。
過去10年，西方國家視中國崛起最大的挑戰，不是其經濟成就。在短短的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躍居全球第二，在全球化的新世代，經濟活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國經濟發展，為許多國家帶來發展和利益，所以光是經濟發展，西方國家不會視為威脅。在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中國崛起如骨在喉者，是其經濟成就背後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西方學者口中的「北京模式」。而就算中國自己，也不斷強調制度自信，這個制度，就是中國按着自己發展經驗摸索出來，有別於西方以選舉為主軸的政治制度。
無論叫「北京模式」也好，「制度自信」也好，中國現行政治制度的最大特色，就是依靠以實際工作經驗和成績，通過嚴謹的考核來晉升和任免官員。這任免制度令到中國的政治制度有強大的能量和生命力，尤其是西方選舉式民主走到山窮水盡，選舉由手段變成目標，政治人物只為勝選而不是施政，中國以實績成效來任免官員的制度就更有市場和吸引力。
上周本欄〈政體與政道〉的文章，引述了王紹光教授對現時中國制度的分析，其中王教授提到，西方學者用了一大堆很漂亮的形容詞去形容他們口中的中國「威權政體」，這些形容詞包括「權力分散」、「軟性」、「充滿活力」、「可容參與」、「開放性」等等，而中外學者近於一致的意見，就是中國政府具有高度的回應性（responsive）和負責任（responsible）。大概就是這兩大特點，才可以讓西方學者口中的「威權政體」一直發展下去，讓章家敦之流的評論員，對中國崩潰的預測一再落空，崩潰目標日子一改再改！而回應性和負責任的特點，其實也是和中國的任免制度息息相關，甚至可以說是一體兩面。回應性和負責任不僅體現於中央的政策方針，也體現在人事的任免，只有以成績實效（result andmerit）來做基準，才可以保證政策是適時合勢，政策的制訂者和執行者，是「深慶得人」。一旦出現問題，就得及時調整，政策如是，人事也如是，這才可以保證中國的政體，具有高度的回應性和負責任，中國政體的強大生命力也源於此。
香港目前的局勢，用上「嚴峻」一詞來形容，相信並不為過；在未來兩年多，要舉行3場高層次的選舉，當下的時刻，可以說是「關鍵」；中聯辦主任這樣的人事任命，也可以說是「重中之重」。在嚴峻的形勢下，在關鍵的時刻中，作出重中之重的任命，有人可以用「正常調動，不足為奇」的態度來等閒視之，他們究竟有沒有看到中央政府對香港局勢的揪心、憂心和撥亂反正的苦心、決心！他們有沒有看到我們國家成功所倚仗憑藉的人事任免優勢制度！他們有沒有看到我們國家體制強調的回應性和負責任！
對於王志民主任的免職，個人不會用「問責」的角度來思考，固然因為個人不是任職於「中組部」，也不像一些權威人士，好像列席了政治局會議般掌握內幕消息。但在當下嚴峻形勢和關鍵時刻，本人不會去考慮一些個人仕途上的進退。個人的榮辱得失、罷黜升遷，根本無關宏旨。我們要思考的，是大局！審視當下的大局，中聯辦主任的任命，是關乎中央政府對港的政策方針準確有效落實、香港社會狀態早日重回正軌、香港的政治局面不至出現憲政上的危機，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這些才是我們要關心的大局。
人事任免 力挽狂瀾一着
香港當下的亂局，是錯綜複雜的因素交織下，在偶然和必然的時空下爆發，既有「中美」角力和台灣選舉的大背景，也有香港日積月累的深層次矛盾，此外，也夾雜着新世代下的價值觀衝突和科技革新所帶來的衝擊，種種成因，因為《逃犯條例》修訂的處理失當而導致一個總體大爆發，大量香港市民因為感到「憤怒」，而令整個社會失去常態。這種由「憤怒」所帶來的「失常」，被不同的政治團體利用甚至騎劫。如果無法及時控制和糾正，最終會不可收拾，而讓香港付出沉重的代價。在當下憤怒失常的狀態下，香港內部尚未有自我糾正的情况出現，但中央政府領導人，對國際和外部環境的凶險洞若觀火，就在嚴峻的形勢下和關鍵的時刻中，作出重要的人事任免，是力挽狂瀾的一着，也是穩住香港大局的一着！
這重要一着，你當是閒話一句！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20年1月09日
原圖：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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