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言論自由行行政總裁黃永

新任警務處處長本周上場，新人事未知會否帶來新作風，但政府看來還是要防守，也就是繼續捱打。

區選在即 暴力不斷升級堪憂

由於即將來臨的周日就是區議會選舉，故部分建制派議議員已按捺不住，連番狙擊官員不作為。暴力不斷升級，累積到今天，自然有意見提出宵禁，隱藏信息似乎是：有需要以實彈鎮壓--但生命可貴，不可輕言--何況5個多月前的6月12日，警方尚在武力清場之初，便已經引發群情洶湧，今日倘再加壓，藍黃深淺各方累積的情緒一次過爆發，警力怎能應付？

因此坊間另一說法，是必須等待和理非這個群體「民情轉向」，始能真正平亂，否則清場後再佔領、復修後再破壞，終究無日無之。不少建制派亦甚困惑，為何破壞程度那麼激烈，和理非仍然未割席？

和理非與勇武 陷苦戀互依存

最根本的理由也許較想像中直接：就是很多和理非本來就「充滿愛」，所以不忍心。有藍絲會形容這是「縱」或「寵」，可是這種說法從一開始就有偏差：因為和理非與前綫暴力抗爭者處於某程度上的互相依存關係，所以再說這也不是「由上而下」的縱或寵。

畢竟，人的情感複雜而又多層次，一般很難概括而論，特別是香港政治持續在低氣壓近半年，人與人之間許多關係要維繫，根本已非常困難--「和理非」明明崇尚和平，為甚麼卻不斷接受日趨嚴重的暴力衝擊，那怕一早超越自己原來（甚至從來沒有想過）的底綫？

從輿論所見，過去一周確有許多和理非想暴力示威停止，可是一被質問：「我已經如此落力，你還想我怎樣？有其他辦法嗎？」和理非便往往語塞，答不下去，於是只好讓對方繼續。要形容這種「又心痛又不能阻止對方」的狀態，可以說，有點像苦戀。

正因為香港社會出現前所未有的集體苦戀（Collective Love Struggle），所以一「割席」大家就「一無所有」的感覺便尤其強烈，而且也害怕被割席的前綫會作出更激烈的行為，最終傷及自己，於是和理非寧可繼續沉默。在此背景下，和理非選擇割席，從而令所謂「民情轉向」出現的機會其實甚低：尤其是在感性上，和理非不想有「背叛他人」的感覺，讓自己良心不安；理性上，則不得不防溫和力量一旦抽離，勇武有可能因被離棄而「發難」，令狀況更一發不可收拾。

但實情也是不少和理非一邊支持抗爭，一邊準備移民，為自己安排後路，隨着近期大量移民廣告湧現，這已是公開的秘密。一如許多時間短促的戀愛關係，因雙方明知往後未必相見，現在更要選擇「盡情燃燒」--這就是今日的香港為甚麼一直等不到「民情轉向」，又一直看不見和理非願意「割席」的主因之一。

抗拒大台 破壞圖為歷史留痕？

說到底，香港人的感情既澎湃亦同時脆弱，故不論是信奉效率的特區官僚機器，還是注重整體地緣戰略格局的中央宏觀部署，至今也贏不了這場心理戰。

但和理非的忐忑，正好映照前綫的暴力。一如有些人不明白為何民情不轉向，也有另一些人會問：破壞港鐵和交通燈以至堵路，究竟可以達到甚麼目的？要發洩也該發洩夠了罷？從上周多間院校附近抗爭者如何排列路障，包括建牆和用磚頭砌字，我們隱隱然感到示威者其中一個目的，是想留下自己的印記--因為單從戰略考慮，要建成更堅固的路障，自當盡用所有磚頭來加固，而不會拿來砌圖案。

同樣道理，連儂牆、塗鴉噴字、破壞閘機、交通燈、店面等，其實也帶有這種留下印記色彩的意義。若要用一個比喻，這些破壞行為有點像為香港「紋身」，一如暴力示威者會把破壞店舖說成是「裝修」。

正因為示威者認為自己在通過不同形式的堵路和破壞留下「歷史的印記」，所以他們會視清理和修理如同把他們「曾經存在」的痕迹抹去，於是每個人都會盡力「維護」。而這種「我在此奮戰過」的心態，亦強化了個人意識和身份認同，所以他們才會抗拒「大台」，各自集氣，令任何形式的談判也極為困難。

「最衰都係政府」 自己無責任？

推論至此，為香港找出路，與其被動地等民情轉向、等示威洩氣，以至等中央介入（藍絲的想像）、等美國出手（黃絲的想像），更重要的問題，其實是要設法進入前述的思維模式，然後坦誠詰問：除了等，我們在個人層面還可做甚麼？

過去我們未有認真思考這個問題，是因為香港人有個常見的思考陷阱：遇到答不上的問題時，許多人會立即在問題後面加上一個逗號，再補一句「最衰都係政府」。例如：「掟嘢落高速公路係過分，但最衰都係政府」、「放火的確係好危險，但最衰都係政府」、「警察解決唔到政治問題，最衰都係政府」，以至形成一種基本句式：「XXX搞成咁，最衰都係政府」（XXX可以等於年輕一代／經濟／向上流動／土地供應，諸如此類，人人均能對號入座）。

持份者應思考多付出 助解困

我同意香港大部分問題，毫無疑問「最衰都係政府」。不過，請問「第二衰」、「第三衰」和「第四衰」的是甚麼？我們每個人是不是也有點責任？

經典的反面例子莫過於九位大學校長上周五聯合聲明，明言「任何認為大學可以化解這場危機的期望是不切實際的」，並在同一段補上「政府必須牽頭聯合社會各界」--但對於自己身為最高學府的領袖可多做一點甚麼？專上教育可繼續朝甚麼方向走？甚至不用說怎麼做，只求提點一下應當向甚麼方向思考，指點一下迷津，也隻字不提，重點信息只是提醒社會：總之「成件事最衰都係政府」。

總有人質疑：改不了政治制度，其他也不重要了。問題在於：是否所有港人也這樣想？香港真的沒有其他讓我們珍惜的事物了嗎？還有，即使政制最重要，但在誰也不代表誰的「無大台文化」下，要用甚麼方法為新制度訂定細節？

從解困角度，當開始思考第二、第三、第四「衰」的「持份者」到底為何之時，便開始想起自身應有何付出、有何責任，從而令政制問題細化，始會得出答案--畢竟，我們要先在思想層面止亂，行動才有方寸。

原文轉載自《經濟通》 2019年11月18日

原圖：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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