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科技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雷鼎鳴

今年諾貝爾經濟獎頒給麻省理工及哈佛的三位教授，班納之（Abhijit Banerjee）、他的學生與妻子杜芙路（Esther Duflo）與克藍馬（Michael Kremen），三人都是對近二十年的發展經濟學有重大貢獻，至於他們是否最適當人選可以有爭論，但他們的研究結果是一流的，而且對降低落後國家的貧窮率大有幫助，卻是不用懷疑。

三人的主要貢獻是推動了在貧窮地區的實地政策實驗，把龐大繁複的如何發展經濟問題分而化之為一大堆較小型較簡單可依靠實驗驗證的具體政策。我說他們推動，而不是首創，是因為在他們之前早已有不少相近的嘗試。已故的芝加哥大學副校長與經濟系主任約翰信（D. Gale Johnson）早年已曾帶領他的中國門生（最有名的是北大的林毅夫）到各個中國農村實地考察研究。至於用實驗方法去研究政策，在經濟學界中亦早有不少先例，已故的古魯格（Alan Kruegen）研究小班教學是否有成效都是例子。但在貧窮國家，如肯亞、印度等的農村實地展開大型的研究，卻往往是艱苦及費時的任務，經濟學家不免會視之為畏途，不如分析別人搜集回來的數據更舒適一點。試想，在一些非洲的農村，在不同的群組實施不同的教育政策，其成果往往不是一年半載便可定奪，需要十年磨一劍的意志與決心（雖然有時也可幾劍同磨，以省時間），三位學者不但身體力行，而且推動了其他人做此等有益有價值的工作，我們應感到佩服。

他們做過了大量的研究，有些頗為有意思。舉一些例子，克藍馬發現，用提供免費課本的方法去幫助窮人子弟學習，成效有限，以免費午餐去吸引學生上學作用也不大，二者並用會好些，但仍達不到希望得到的效果。不過，若集中資源幫助成績較差的學生提升其水平，卻是有顯著成效。

在教學上，發展中國家所用的教材，往往不符合學生需要。老師也必須問責，他們發現，老師若有長期合約，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往往不負責任，教學敷衍了事。但若他們只有短期合約，是否續約與升級，要與教學水平掛鈎，則學生成績會優越得多。此種結果符合經濟理論，但他們難能可貴之處是在落後貧窮地方做實驗，一樣得到同樣結果！此等成果，很值得香港教育界參考，政府若只是對教育界增撥資源是不足夠的，必須問責。大專界有嚴酷的對每位教員的評核制度，總體經費亦與研究成績有關，但中小學近年出現亂象，不少朋友都說不敢把子女送到本地學校就讀，以免被荼毒，而家長尚未知道。雖然我深信大部份教師都會重視其專業，但大量證據也讓我們不能否定一種現象，便是有人不顧學生的利益，只是忙於把自己扭曲了的政治理念傳給學生，這便不能不使我們重視幾位諾貝爾獎得主的智慧，教師也要問責，其合約不應是長期性的，要以其學生的學業成績表現作為重要的評核標準。我們知道，教育是決定貧富的重要因素，不可不察。

幾位教授當然有大量其他的發現，例如設置流動站替村民免費注射疫苗有用，但效果遠不及對接受注射者同一時間送上一袋小扁豆，後者還可降低成本，因為設置醫療流動站而乏人問津所付出的成本遠大於送出禮物。

在上文我暗示過也許有其他人更值得獲得這次的諾貝爾獎。諾貝爾獎委員會表示全球尚有數以億計的人活在赤貧當中，這是事實，亦是人類要解決的最重要問題之一。但在脫貧方面貢獻最大的卻是中國。據世界銀行數據，一九八一年中國有百分之八十八人口活在每日開支一點九美元以下（以二○一一年價格計算），而二○一五年已跌到百分之零點七，以此標準的貧窮人口減少了八億五千萬人！到了今年，脫貧人口肯定更高，這百分之零點七很快便會消失了。

中國的脫貧是公認世界做得最好的，從二○○七年至二○一七年，農村可支配人均名義收入平均每年增加一成二，比較富裕城鎮的百分之十點三更快，當中可見對脫貧的重視。這些成績不但是人民與企業家的努力，當中亦灌滿了大量經濟學家實地研究各項政策得失的考察研究。獎項給予一些有貢獻的高手無問題，但諾貝爾獎仍未頒給有重大貢獻使到中國有着人數最輝煌經濟成績表的中國經濟學家，總是會使到評審委員會處於一種尷尬的位置！

原文轉載自《頭條日報》 2019年10月18日

原圖：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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