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中央政策組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 王卓祺
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寫了一本充滿智慧的書《西潮》,最近雷鼎鳴教授亦有提及。蔣氏書中引述五四時期北大校長蔡元培在學潮平息後辭職,以《白虎通義》的一句「殺君馬者道旁兒」表明對鬧事學生的意見,意指騎馬者受道旁的人喝采而不知制約,最終駿馬脫力而死。蔣夢麟的講法是學生「不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嚐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慾望恐怕難以滿足」。
沒有人是神,違法而不應受罰約100年後的香港,學生挾對人大常委會政改決議的不滿,採取霸佔馬路、用違法及影響他人使用道路的權利及引致日常生活的不便,作爭取手段;但是由於9月28日部分群眾用武力衝擊警方防線,警方施放催淚彈,被形容為對「和平非暴力」的「學生」使用過度武力,致輿論反彈。
其實,這次運動最少有三批主要的參與者。第一批是大專生組成的學聯及中學生為主的學民思潮,這些是純學生,較受社會同情及體諒;第二批是「佔中三子」訓練的糾察及義工,他們相信和平和接受違法被法律制裁的後果;第三批是本土運動人士及激進泛民主派,如熱血公民和人民力量等組織,以及社交媒體發動的個別參加者。在同情學生的輿論下,警方及特區政府就是錯的。
本文以「殺君馬者道旁兒」作開首語,希望社會大眾不因愛護學生而害了學生,同時社會亦承受不必要的代價。學生會做錯,有權力慾及被人利用的。沒有人是神,可以超越法律,違法而不應受罰。
學生理想庇蔭下,暴力及顛覆被掩蓋根據文獻,新社會運動參與者並不相信現代社會的價值及原則,他們認為,理性和社會秩序都有利於既得利益階層,他們追求不是經濟發展就是社會進步的道理,而是個人自主及沒有科層等級的社會生活方式;而行動的方式亦是反科層及權威,小規模、個人化或實行直接民主。因此,我們見到佔領「特首辦」外馬路及佔領旺角的撤退,就算是現場的一群人同意亦沒有用;少數人可以不遵守多數人,新來人士不會承認之前一批人的決定。這種思想及行為近無政府主義。由於有這種思想,新社會運動抗拒政黨、工會的傳統組織方式。今天的社交媒體提供了這個契機,讓鬆散「自主」的個人,形成一個時間及空間高度壓縮的虛擬社區,有效動員扁平式結構的千萬個體。
新社會運動參與者相信微型暴力,要用肢體衝突、擲東西及佔領場地,衝擊現有秩序及規範,以此推低社會接受的道德及法律底線;他們亦同意用語言暴力,如粗言穢言、造謠、誹謗等詆毀對手的手法。
佔領旺角亦多是信奉新社會運動的這一批人,筆者於10月3日旺角現場聽街坊語,有些人與警員衝突時,舉高雙手,但用腳踢警員;亦有朋友親眼目睹在銅鑼灣,有位老人家質疑佔領者,便被78個人圍住,舉起雙手表示和平但又同時用「大聲公」消滅對方聲音,情況十分恐怖,他們年齡大,不可能是「十八廿二」的大中學生;在被問及的時候說是支援學生,以獲取同情。
第二批是「佔中」者,他們接受「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的領導及訓練,願意承擔佔領馬路的法律責任。
十分明顯,若9 月28 日事件是這些人主導,便不會出現警方防線被武力衝破,要用催淚彈的一幕。根據Robert Helvey所著《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關於基本原則的思考》的說法,暴力是和平抗爭的污染物:「僅僅一次暴力行為,就可能給政府提供一個方便的理由。」
不過,大家不要以為這批人是善男信女,Helvey 另一本著作《自我解放戰略規劃指南》裏則肯定了謠言的作用:「謠言可以用來提高或降低目標群眾的士氣,或產生例如仇恨、厭惡或欽佩的情緒。」更有甚者,公民抗命或戰略性非暴力抗爭是「改變公眾對服從的態度,公民不服從就有可能成為普遍化。這個政權的權威性或者合法性就會被解除了……這個政權就失去了它執政的能力。」這些戰略性目標十分顛覆性,觀之佔領區的標語及泛民主派平日的言行,如醜化特首及官員,與《指南》是吻合的。
第三批是學生,即學聯及學民思潮所領導的大學中學生。這些學生背後有傳統政黨及泛民「金主」的身影,例如從「民主真兄弟」揭露的資料(真實性十分高,紀錄符合這些人平常的言行)及照片,陳方安生的「香港2020」及公民黨的英語組會議,隸屬學聯的港大學生會會長梁麗幗及學民思潮的周庭亦有出席,會議紀錄顯示有美國前情報人員出席;亦有本土組織人士揚言爭取民主,就必須用暴力、違法,甚至流血。
我們不知道學生受到多少暴力傾向的影響,但值得留意的一點是,會議紀錄顯示梁麗幗透露,「壹傳媒」多次聯繫,承諾財政支持。綜合來說,這批學生一點也不簡單,比他們的年紀成熟得多;並且,這第三批人的學生好像是被佔中者及其背後傳統政治力量,甚至是外部勢力推到前線。對他們來說,這個做法十分好,因為中國社會一直都對學生寬容,甚至縱容的傳統。1919年五四運動就是一例。繼蔡元培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曾經這樣講:「只有在學生領導之下,或者與學生合作時……才能表現較大力量。」(《西潮》)
今次9月28日警方施放催淚彈,輿論偏向學生,但從紀錄片看到衝擊警方防線的人士都是年紀較大,暴力一點不少。然而,在部分傳媒及社交媒體的選擇性報道及評論,他們好像在學生的理想、純真的光環庇蔭下,突然和平了!
書獃子勝過搞顛覆之徒
順便一提,老同學黎則奮在《信報》批評筆者是書獃子,以及沒到現場,就認為警方與黑社會勾結是荒謬的。蔡元培在北大提倡的治學精神就是為學問而學問,與傳統學以致用的實用主義完全不同。筆者理解,西方文明亦是建基於為學問而學問,才能不斷拓展學問的新領域。書獃子,筆者甘而為之。筆者在10月3日下午至黃昏在旺角現場觀察,見到近太子站的彌敦道開始拆路障是一般中老年街坊,沒有口罩或紋身漢。入夜後,狀似黑社會人物與佔領者衝突,筆者已離開。但黑人物與佔領者衝突,是情理所在──霸佔馬路阻礙人家謀生,況且不是兩、三天。就算銅鑼灣亦一樣,不能排除受影響商舖找人出手而已。至於施放催淚彈誰決定,已討論過,不重複。
香港是現代化的社會,組織及制度複雜,但最後底線就是法治、制度權力不受挑戰,社會才能夠有序運作。就算學生有如何崇高理想,霸佔馬路而被姑息是危險的;缺乏自我制約的人遲早出事。蔣夢麟講了一個故事:在杭州,學潮變質為對付廚師的「飯堂風潮」,最後制約學生是有廚師在食物下毒,死了十多名學生。
搞顛覆現代社會秩序的人,諷刺的是,在旺角險地被反佔領群眾包圍,卻投訴警察保護不力。這一批學生的盲點是,講理想、權利而不講責任。霸佔馬路的三批人品流複雜,均利用社會對學生的寬容而實際使用不同程度的語言及肢體暴力。這三批人在學生理想的庇蔭下,對法治、社會秩序及政府權力的挑戰,就像「潘拉盒子」一經打開,社會撕裂及失序不可避免。
任何現代社會,秩序及安全是底線。因此,我這個書獃子的政府顧問,為整體社會利益發聲應勝於唯恐天下不亂的顛覆份子。
歷史會紀錄這一點的。當然,歷史是由勝利一方寫的,這一點我十分有信心。
原文轉載自《信報》2014年10月13日
原圖: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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