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的暴力行動延續至今，已對香港經濟、民生，以至社會互信等各方面，造成重大創傷。儘管近日暴力規模稍退，然而與止暴制亂的目標，仍有一段距離。在市民安全、社會安寧受威脅下，目前香港比以往任何一個時刻更需要強調法治、依法辦事，展示政府恢復秩序的決心。長遠而言，社會應對過往數月發生的暴力行為作出深入、準確的研判，釐清整場風波中的因渲染流言而出現的「迷思」（mythology），與社會實際發生的「現實」（reality），為日後處理事件突顯出深層次矛盾鋪設基礎，以政策紓解社會民困和壓力。事有緩急輕重，未來港府要做到良好管治，眼下便更要審慎考慮棍棒與蘿蔔的次序。面對當前困境，英國前首相卡梅倫在回憶錄 For The Record 中對平息當年2011英國暴動的憶述，很值得香港社會借鑒。

英國前首相：警力增加166% 暴力即平息

在書中，卡梅倫對2011暴動描述為「最可怖的情況」（the most dreadful scenes）。「蒙面團夥在打破商店窗戶...小孩踢擊警務人員...我對如此多人作出如此暴力罪行感到噁心」「除此以外，我感到憤怒，憤怒於犯罪者...我亦對從暴動中試圖撈取政治籌碼的人感氣憤」。卡梅倫憶述，在暴動情況出現後，政府隨即召開內閣會議（Cabinet Office Briefing Room）商討對策，並決定支持英國警方執法，下令出動未曾於英國本土使用過的水炮車，並強調要增加街上警察數量 --- 從六千名增加至一萬六千名。卡梅倫指：「真相是：內閣會議的決定，為警方提供了支持，讓執法者可進行當時必要、所需的行動」「當街上警察數量不再是六千，而是一萬六千時，霎時間首都倫敦的暴動嘎然而止」。風行雷厲的手法，讓卡梅倫政府得以四日之內平息整場暴動。

談到當年暴動期間的輿論分析時，卡梅倫亦駁斥了不同暴動成因的說法：「⋯⋯有人說2011暴動與黑人青年Mark Duggan被殺案及警民關係惡劣有關，但我看不到破壞商店與該不幸事件有什麼聯繫⋯⋯另外有人認為暴動與對政客不滿及削減開支有關，但暴動者攻擊的是私人財產而非國會，況且開支削減根本仍未實施」。在章節尾段，卡梅倫概括了經該一役他的數個得著：「我上到了一些對英國首相來說非常實用的政治課⋯⋯面對危機，一個全方位的回應 — 主持內閣會議、與議員會面、作出危機探訪視察、對外進行演說 — 是有效的。這能在該議題上樹立你的權威。我亦明白到（面對危機時）一個剛強的回應通常是正確的（Hard-line response is often right），即使有地方的暴動帶政治原因，或與有組織罪案有關，或是牽連種族議題，暴動本身是綜合的、單純的犯罪」。

「迷思」與「現實」

上述最後一段話，亦正是香港面對的「迷思」與「現實」問題：過去部分英國輿論為暴動安上政治原因，如今同樣有香港政客意圖把數月以來的暴力行為歸咎於一條本已「死亡」，亦已撤回，更從未落實過的法案上。此外，反對陣營群眾對執法部門及行政機關拋出不同指控、陰謀論，偏激地對外對內輸出種種不符公道、未有持平的論述，並將暴動演繹為「光復革命」、「逆權運動」等美化、淡化的判斷，令相關「迷思」愈滾愈大，愈發與「現實」不符：暴動本身是綜合的、單純的犯罪。英國如是，香港亦如是。

「先立後破」。解決滾起了的「迷思」，處理社會深層次矛盾，施政緩和民眾生活壓力，是要以年計的偌大工程。確立政治回復社會秩序的決心，強化執法者維持治安的能力，平息已呈頹勢的暴力行動，則是當前的重中之重，亦為港府能力所及。棍棒與蘿蔔的運用，必須因時制宜，否則只會適得其反，發放出錯誤訊號。站在歷史十字路口上，管治者需要過濾雜音，以理性、正道為基礎，作出適當的研判，採取必要的立場，解決好是次香港危機。

原圖：政府新聞處

請Follow我們的YouTube頻道：https://bit.ly/2kgU8qg

下載我們的手機應用程式，收看第一手精彩內容：https://www.speakout.hk/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