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前經濟系系主任雷鼎鳴
10年前中國建國60周年前夕，本報編輯部問我要稿，我交了篇萬餘字的報告〈建國60年經濟回顧〉，分幾期連載刊出。10年過後，又是一個適當的回顧與展望的機會。
我撰寫10年前的報告時，所用的數據都統一用到2007年為止，今天為了可比性，我用的數據便也以2017年而不是以2018年為終點，但這並無影響到結論。從2007至2017年，中國經濟獲得了什麼成績？經濟政策有何調整？有什麼領域並無變化？
廣東與貴州的GDP比較
2007年中國的實質GDP增長高得驚人，是14.2%，除了1984年的15.2%增長外，這是中國經濟表現最好的一年了。2017年，GDP增長率已降至6.9%，但在增長的絕對值上，中國的成績依然亮麗。2017年中國的總體實質GDP是2007年的2.21倍，人均實質GDP是2.1倍，資本總額是2.5倍。換言之，中國人民目前大半的收入及資本財富都是這10年內新增的！未來10年有否如此輝煌的成績，現言之尚早，但以目前走勢看來，仍有大概率的機會國力再接近翻一番。
GDP是衡量經濟變化的最重要指標，但不是唯一指標。世界銀行有一個Gov Data 360的網站，當中有評估世界各國的幾百個指標，我選了兩個，政府的有效性及總體基建的質量，從這些數據皆可見到，中國的進步一樣是高速的，成績早已遠遠拋離世界的中間數，亦即中國雖未達致世界上最先進水平，但已是完勝大多數國家了。
在10年前的文章中我說過，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是靠開放政策，此政策使到中國的企業要面對世界的競爭，為了生存便必須努力改善自己的生產效率。這模式在今天仍適用，但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卻又靜悄悄地發生了轉變，我們可用貴州與廣東的比較作例子說明此點。
廣東是個富庶的省份，貴州則很窮。從1952年到改革開放才剛開始的1978年，廣東的實質GDP總共上升了267%，貴州則是274%。由此可見，若無改革開放，廣東的增長速度還稍為低於貴州。但2007年廣東的實質GDP卻是1978年的41倍，貴州則「只是」13.4倍，而我們知道，廣東是最開放的省份，貴州則封閉，2007年，廣東進出口總額是它的GDP的156%，貴州只是6.4%，兩省不可相提並論。最近10年，兩者的開放程度變化不大，廣東的進出口貿易額佔它的GDP比重已滑落至76%，這主要是GDP很高所致，而貴州這方面卻也無進步，進出口更跌至GDP的4.1%。
我們是否可據此而預期貴州表現更差呢？結果剛好相反，2017年廣東的GDP是2007年的2.39倍，平均年增長9.1%，但貴州卻如有神助，是3.06倍，年均增長11.85%！為何並不開放的貴州最近10年有此驕人成績？我相信是貴州採用了另一模式，近年大搞高科技並吸引外來科技人員所致。廣東雖一樣在科技上有大投入，但經過騰籠換鳥後，高科技產品雖有大幅增加，但珠三角大量勞動密集產業北遷，總也會拖累了部分的增長。
科技的發展一樣需要有龐大的市場以作支持，但它更需要的，是對科研及教育的投入。在2007年，中國投放在科研與發展的經費是GDP的1.49%，到了2017年，已高達2.13%，我們還要注意，2017年的GDP相對於2007年，早已大漲了121%，在2017年中國的科研經費已達17606億元，是比前充裕得多了，難怪中國近年吸引了大批科學家從海外回流。
兩間房與兩個球場的工程師
教育對科技的進步不可或缺，蘋果的CEO Tim Cook便曾慨嘆，蘋果離不開中國，很難回到美國生產，原因是它需要大量的中級工程師替它工作，美國能提供的，兩個房間便可容納，但在中國，隨時可找到能站滿兩個足球場的工程師。在教育經費上，2006年是GDP的4.6%（政府負擔了3%），但到了2016年，也增至5.23%（政府負擔4.22%）。
在高等教育方面，就讀學生的總數已有3000萬人，比歐美的總和還要多。在高端人才方面，現時每年回流的留學生數量早已超出4年前出國的留學生。有了經費及人才的配合，科教興國的道路自然走得順利。如上所說，科技發展一樣需要大市場，但因中國自己人口眾多，國內市場已非常龐大，所以就算有貿易戰及科技戰，只要中國能保持資金及人才上的優勢，經濟仍可靠科技推動起來。
提高生產力的另一招是人口城鎮化。人民居住在城市，接觸較先進的科技及管理的機會增加，生產效率及收入都會比農村為高。在1982年，城鎮人口只佔總人口的20.9%，其餘住在鄉村的，多達7.97億人。到了2007年，城鎮人口佔比已達44.9%，農村人口的比例雖已劇跌至55.1%，但總數仍有7.28億人。但隨着人口繼續遷移至城市，到了2017年城鎮人口已多於農村人口，58.5%的人都住在城鎮。城鎮人口的增加，是支持過去10年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我們也可看到，尚有四成多的人口仍留在農村，城鎮化將來還有空間繼續發展，來自這方面的增長動力在一二十年內還會舉足輕重，繼續發揮作用。
然而，城鎮化又容易帶起另一問題，農村人口收入比不上城市，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便不利社會穩定，如何可保住鄉村人口收入的增長？在1978年，城市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的2.57倍，到了2007年，差距已擴大至3.14倍，此種情況若持續，對社會十分不利。再看2017年，這問題卻有所緩解，城鎮人口收入相對於農村人口，跌回至2.71倍。用另一角度看，在這10年內，城鎮人口人均名義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上升10.3%，但農村更高，是12%。這說明，中國這10年打破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宿命。
這是了不起的事，農村收入一般不易提高，為何可做到？我估計有兩個原因。第一，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有所提高，這有利農民。第二，農產品的科技含量大幅提升，人民食物的質量也得到改善。在五六十年代或更早，中國每隔一段時間便會出現農業失收，甚至是死人無數的大饑荒，但近半世紀以來，饑荒已近乎絕跡，過去每年中國公布的統計數據中，糧產多少千萬噸是萬眾注目的數字，近二三十年來幾乎已無人理會，這是因為大量採用了科學方法後，耕地面積雖然萎縮，但產量卻遠遠超越了只夠充飢的水平，肉類、水果等消費也變得普遍。
城鄉收入差距外，區域的差距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痛點。中國可分為3個大區域，沿海省份、中部地帶及西部較偏僻之地。我們可用浙江、湖北及甘肅為典型，代表這3個地區。在2007年時，浙江的人均產值是湖北的2.31倍，亦是甘肅的3.61倍，這反映出巨大的地區性差別，這10年來又有無改善？是有的，浙江平均每年的名義人均產值仍保有9.4%的增長率，湖北卻有超強的成績，每年有14%增長，甘肅的貧窮仍未全面解決，但也有每年10.7%增長，差距問題稍有紓緩。中央政府重視大西北的發展，是否真有成效，或許要多看10年。
城市與鄉村人均產值差距
從上述可見，過去10年中國的經濟發展仍有卓越的成績，人民的收入及財富都翻了不止一番，收入差距的問題也有紓緩。在政治制度上，若按西方的標準，則中國無疑是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這一點反而對西方的制度帶來一種嚴重的挑戰，為什麼排拒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國可以持續地得到奇蹟性的成績，反而西方國家在過去十多年除了有金融海嘯外，尚有歐債危機，日本經濟又接近停滯30年，歐美民粹主義爆發，選出不學無術的美國總統，英國也被公投後的脫歐搞得焦頭爛額？此種對比使西方世界及其支持者十分不安，美國作為西方世界的領袖，首當其衝，千方百計打擊中國的發展是情理之常，但貿易戰美國應已知道打輸了，唯有寄希望於中國自己崩盤，從而得到心靈上的慰藉。
不過，中國經濟會停頓下來嗎？這是個概率近乎零的事。若按定量分析，近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近73%來自中國的高儲蓄及高投資率，26%來自生產效率（亦即全要素生產力）的進步。上文所提到的改革開放、科技教育的投資、城鎮化等等因素，這些因素正是通過提高生產效率而對經濟增長起作用，它們在未來的幾十年不會無緣無故的消失。
我曾經作過一些定量推算，假如中國人民願意維持現今約等於GDP 43%的投資率，資本積累會繼續快速發展，那麼就算生產效率進步速度是零，到了30年後建國100周年時，到時的實質GDP將會是今天的3.1倍。倘若全要素生產力能維持到每年1.7%的增長速度（已顯著低於過去），那麼在2049年時，中國的實質GDP將是2018年的5.2倍，即平均每年以5.47%的速度增長。
10年後，若我再寫一次回顧，有大概率的機會中國經濟在更多領域超越美國。10年前所預期的，今天基本上已實現。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19年10月1日
原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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