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言論自由行行政總裁黃永

本星期五區議會選舉正式吹響號角，提名期開始。公眾焦點暫時放在《逃犯條例》修訂衝擊之後，各區政治勢力變天的程度。然而，更深層次的課題，也許是香港的民主路向會否從此偏向分離主義，還是有其他不可預見的變化：畢竟現時的區議會選舉（除了新界各區的當然議員）基本上是一人一票、單議席單票制的普選，可謂直接反映整體民意。

10年前出版《民主的生命與死亡》（The Life and Death of Democracy）一書而聲名大噪的學者John Keane，當時提出了「監控式民主」（monitory democracy）已取代「代議式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的說法，意思大概是由民主制度至選舉工程，目前重點偏向如何約束公權力，確保資源分配相對公平（亦即不患寡而患不均），遠多於反映以至滿足選民訴求。

把這想法套用在香港，立法會選舉可視為傾向監控式民主：許多選民投票予泛民以求達致關鍵少數，藉此約束政府；至於投票建制者，總期望有更多資源直接落入民間，而不會次次偏袒商界或其他功能組別。

相對來說，區議會選舉較接近代議式民主：無論建制抑或泛民，也會強調自己為該區成功爭取了什麼。不過，經歷過百天的《逃犯條例》修訂衝擊，乃至目前標籤為逆權運動之下，破紀錄的新登記選民人數結合整體民情，結果會不會把區議會推向監控式民主，並改變今後地區行政的運作模式（如民政專員會否由「促成者」轉化為「協調者」），絕對影響特區未來的管治方式。

上星期John Keane訪港，即將發表新書的他，分享了近年對民主發展的憂慮，特別是愈來愈多人提出「西方民主制度已走到盡頭」此說法。這幾年，他主力研究despotism——此字歷史悠久，中文一般譯為「專制主義」，但近代學者多已棄用，取而代之乃有關法西斯主義（fascism）、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獨裁主義（authoritarianism），以至近年流行的盜賊管治（kleptocracy）的研究。

John Keane明年初出版的新書，正是探討「新專制主義」。簡言之，民粹主義為西方民主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脫歐、特朗普），同時也為許多專制政權製造機會，提出國家必須引入嶄新管治手法。

有別於以往極權主義和獨裁主義，採取新專制主義的領袖明白要自己持續執政，始終需要獲得人民授權，所以會向中產人士入手，看穿這階層渴望穩定，於是新專制主義既不會如盜賊管治般大肆搜刮財富，亦不像法西斯主義不停動員而令人疲於奔命。

相反，新專制主義內有各種分享成果的措施，讓中產階層感到自己也能累積財富；另一方面則強硬打壓異見，並向中產說明這是維持社會與經濟穩定的必要手段；大量中產人士為求生活安定，所以接受當權者設下的種種限制，甚至慢慢變成loyalty，於是當權者便可繼續強化其專制系統。

另外，這些新專制主義領袖不會表現出獨裁者的囂張強勢，惹人反感，反而善於各種形式的表演（想像普京如何展示自己的肌肉），並善用科技平台宣傳。由於傳統自由民主制度當下面臨民粹主義的猛烈衝擊，故愈來愈多政治領袖受新專制主義所吸引。

Keane警告，一旦西方民主政制未能有效解決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新專制主義那種「犧牲自由以換取穩定」的說法，將會改變世界上更多國家的政制，甚至有天會成為主流；到時候，民主距離死期，恐怕亦不遠了。

如何解困？一同反思代議式民主原先如何為人民謀取幸福、分配資源和成果，或許才有機會在紛擾之中，撥亂反正。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19年9月30日

原圖：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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