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了解上市公司運作的大家都應了解，一間公司的CEO（首席執行官），其職能決定，他既要向頂頭的董事會負責，又須向由低到高的公司員工，乃至投資者們負責。CEO看似權利頗大，實則扮演的是一個平衡角色。因為他不能僅追求令董事會及大股東滿意，畢竟一間公司的運作，有賴於每個員工在其崗位上發揮能力，故他必須採取合當的管理方式，保持員工的工作熱忱；反之，若CEO只照顧員工感受和訴求亦不可行，畢竟每個人的視角不同，且往往無法綜觀全局，從公司整體運作考量，若僅因某幾個員工的不滿，就輕率改變策略，且不論會否為公司帶來風險，恐怕苗頭一出，董事局已即時要求這名CEO改變管治策略，如無改善更可能會架空CEO，甚至直接介入。

回歸後的特區政府，就像一間上市公司的CEO，既要面對中央的問責，凡事又須給大眾清楚、滿意的交代。說得不好聽一點，特區政府，尤其行政長官，簡直如同夾心餅乾中間那塊被擠壓得變形的奶油，雖然力量薄弱，但也竭力確保兩塊餅乾不會直接摩擦、碰撞，防止因一個閃失，其中一塊就碎裂。此外，行政長官又必須盡己所能維繫「一國兩制」中的「一國」不被動搖，同時落實中央在「兩制」中「港人自港、高度自治」方針，在兩者之中找出平衡的方略，任務艱鉅，可想而知。

「革命」二字刺激中央神經

執筆之時，「佔中」運動方興未艾，學聯等組織重提要求人大常委撤回決議和不合《基本法》的公民提名等不現實要求，同時鼓動市民重回佔領地方，結果令與政府對話的機會幻滅。事實上，仍未排除的風險，並不來自熱血而單純的學生，或者理想主義的普通民眾，而是來自代表不同利益的內部或外部政治力量，無疑，紛繁的勢力仍在明裡暗裡挑釁大眾和中央。有分析人士不諱言，不排除有人希望解放軍出動，以此震懾人心的畫面，宣告「一國兩制」的失敗。這樣的後果，不僅是港人心碎，更會引發國際輿論轟炸。隨之，台灣問題火上澆油，統一之路漸行漸遠；亦會牽動少數民族自治區，刺激疆獨、藏獨分子。事實上，若非事態發展到不可收拾，中央決不輕易行這影響深遠的一步。

然而，當外媒亢奮或別有用心地將一連串的佔領及衝突，冠以「雨傘革命」這個響亮、不失詩意的名號，在中央眼裡，「革命」二字卻是無法容忍。領導人雖然一方面強調，相信港人有智慧和能力處理好今次事件，官媒《人民日報》也曾引述權威消息人士指梁振英得到中央支持。甚至官方中央電視台於國慶當日播出的《新聞聯播》，今年也破天荒將香港的慶祝情況單獨播報，更罕有地原聲播放梁振英的粵語致辭。

再者，重點並非連串訊號的內容，而是強度！執筆之時，《人民日報》已連續九天刊出「佔中」相關報道或評論，早前更在頭版評論文章中強調，中央政府對梁振英充份信任，對其工作十分滿意，將繼續堅定不移支持梁振英領導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決支持特區警隊依法處置非法活動。稍微了解上述官媒的政治意義，就會明白，中央一直都緊貼香港政治情勢發展，對特區政府的支持絕對毋庸置疑。

官媒為中央介入香港事務打下輿論基礎？

有評論認為，官媒的表現顯示，中央或介入香港事務，並正為此建立輿論基礎。此話並非全無道理。港人要有意識，「革命」是一個極其危險的字眼，它輕則是挑戰，重則就是叛亂。一旦中央將所謂「雨傘革命」定性為叛亂，就有權根據《基本法》，宣告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可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港實施，確保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

特區政府比誰都更明白局勢的險要，自「佔中」醞釀至今，一直竭力確保「自治範圍、自行處理」，避免中央因接收到錯誤訊息，而被迫介入事件。從9•28使用催淚彈，再到引發民意反彈後的克制、容忍，都是希望盡快將事件化解，以盡可能和平的方式平息這場風波。

避免發出需中央出面干預的信號

有人叫囂著要給梁振英壓力，而佔領，癱瘓政府運作和交通，就是最大的壓力。其實，政府早已頂著不知來自多少方面，多重的壓力了。有大批市民抱怨生活、工作、上學受阻，有小商戶苦訴生意大受影響，有大商家憂慮佔領持續破壞營商壞境，都會給政府壓力，希望盡快清場。他們費解，為何政府還不清場，讓社會盡快恢復秩序。然而，即使各被佔領場地現時已經人數寥寥，金鐘道電車路旁只有零星幾個帳篷，幾個人留守，政府都只是派出談判專家、運輸處和警隊的同事，苦口婆心勸佔領者開路。運輸處只得被動調整巴士路線以應對市民需要，警方更是有法執不得！這一方面是給予違法佔領人士最大的容忍和尊重，更多的，是不希望事態再有任何反彈和閃失，避免發出需中央出面干預的信號！

特區政府既要安撫民眾情緒，同時，亦要給予中央信心。我們見到，考慮到公眾安全問題，國慶煙花匯演毅然取消了；不過，雖然明知或遭衝擊，一年一度的國慶日升旗禮和誌慶酒會卻照常舉行。另外，原本有人建議延後開通的「滬港通」，也在特區政府的竭力爭取下，預計將按既定時間表落實。這一切，都是特區政府給予中央和全國人民的信號：香港並未亂！

反思再反思 中央哪裡對不起香港？

特殊情勢下，中央似乎變成了生怕孩子學壞的家長，情緒緊張，態度嚴厲。但事實上，早於回歸之前擬訂《基本法》時，以及回歸以來，中央都樂意給香港盡可能大的自由度。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她給予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相應的政治、經貿、輿論等自由，是難以想象的。

其實，站在一個國家的角度，在國土範圍內派駐軍隊既是自古以來的傳統，也有其強大的實質效用，軍隊，一方面是主權的象征，同時也是保衛國土安全，抵禦外敵入侵的重要實力。當然，和平年代，軍隊固然不會輕易上戰場，但各國從未停歇的軍事競爭表明，軍隊的震懾作用對一個主權國家何其重要。然而，為尊重港人的意願，以及維持「兩制」的穩定、平衡局面，回歸前，中央政府就接納了將駐軍封閉式管理的建議。解放軍雖然常駐香港，但採禁閉式徜理，平日絕對不能離開軍營，更別提在市區內隨意活動。相對的，殖民地時期，英國軍人在港的自由度與一般市民無異，且這種自由，並未經過任何本地民意的授權。

所以，當你潛意識認定，共產黨等於專制，西方等於民主，其實已落入既定思維的陷阱。事實證明，相對英國政府和殖民地政府，事實上，中國中央政府，是更加尊重港人的意志。更別提在政治和言論方面，香港有多少反對派政黨？有多少不利中央的反對言論？又有多少讓這些反對言論，甚至反共言論廣泛傳播的媒體？有無誰因此在香港的土地上被政治迫害？但我們難道忘了？在港英政府的管治下，當年還是學生的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就因在學校派傳單而被拉去坐監。再回過頭，看看那現在的黃之鋒，誰更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