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風波引發的暴力衝擊未平息，反而日趨激烈，警隊止暴制亂、維護法治，卻遭到別有用心的詆毀攻擊。例如有人不斷炒作警方執法時有否展示委任證的問題，將問題扭曲放大，作為針對警隊執法的掣肘。綜觀法理情，委任證的問題真有這麼嚴重，還是有人以「維護公義」為名、貶抑警隊為實的抹黑伎倆？

在反修例暴力運動中，所謂輿論監察的天秤明顯偏向示威者，警隊的執法被「高度關注」和針對，警員的一言一行，屢屢遭到負面監察，而且沒有最負面、只有更負面。

根據《警察通例》，在不影響行動效率的情況下，警務人員有義務應市民要求，披露足以辨別其身份的個人資料；若警務人員未能或拒絕出示委任證，市民可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有合理理由懷疑警員干犯假冒公職人員罪，市民可運用法律維護法治公義。

在反修例暴力運動中，警方執法時，有部分警員特別是屬於特殊支援性質的「速龍小隊」，一再成為被針對的目標。另外，有暴力示威者被便衣警員拘捕，以及休班警員獲發警棍協助執勤，有關委任證的爭議經常起波瀾，成為反對派打擊警方的「戰場」。

然而，從法理層面來看，第一，《警察通例》的立法原意是為了識別警員身份，加強內部管理，提升執法效率，不是為窒礙執法，為違法者挑戰警方執法大開「方便門」。

第二，《警察通例》屬警隊內部管理的守則，針對的是違規警員。若市民不滿警員的言行，或覺得被警員侵權，可按現行機制投訴甚至進行司法訴訟。目前便有多宗個案在處理中，反對派不應利用委任證轉移視線、炒作話題。

第三，《警察通例》規定在不影響行動效率的情況下，警務人員有義務應市民要求，披露足以辨別身份的個人資料；但《警察通例》設有多項的例外情況，而且按《警察通例》規定，警務人員披露委任證是「應該」而不是「必須」，現場指揮官擁有應否及如何展示委任證的酌情權。

而在情理方面，第一，「速龍小隊」是準軍事化的特遣防暴警察，由警隊內部不同部隊抽調精英組成，處理緊急事件，偶爾臨時被徵召上陣，不能被扣上「逃避投訴」的指控。

第二，「速龍小隊」面對的是暴徒或嚴重罪犯，而不是普羅市民，需要採取迅速的拘捕行動，執法時不便亦無暇出示證件和回應查詢。

第三，「速龍小隊」按編制不會單獨行動，行動結束就即時離開，只需由共同行動的普通警員代為交代便可。

第四，警員即使沒有出示委任證或編號，但根據其佩戴頭盔後方的字母，加上行動的時間和地點，可辨識警員身份。

第五，反修例暴力運動中，網絡「起底」大行其道，為免警員因披露個人資料，令自己及家人遭到「起底」和網絡欺凌，保證警員安心維護法治秩序，給予適當個人資料保障是必須的。

受反修例暴力運動影響，香港的全球安全城市排名，已由兩年前的第9位跌至今年最新的第20 位，市民是要支持違法暴力、刁難警方，還是支持警方有效執法、維護香港法治安定，相信港人會作出明智抉擇。

原文轉載自《文匯報》 2019年9月26日

原圖：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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