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言論自由行行政總裁黃永

如無意外，首場「公眾對話會」（public dialogue）將於本星期四舉行--在特區政府的政治能量極低之現況下，消息甫宣布已被外界大潑冷水--某程度上，這狀態或許對所有人也是好事：畢竟從管理期望之角度，官員自知可承諾做到的相當有限，應該會表現得更加謙卑，放下架子，理論上總有助溝通。

若只重申五大訴求 對話勢失敗

固然，不論是英語的「di-」這個前綴，抑或是中文的「對」字，都有雙向之意。因此今次的「對話會」也可算是一次社會實驗：假設今次參與的市民真是隨機抽樣選中，而非篩選內定的話，在經歷3個多月衝突以及《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已正式宣布撤回下，到底有多少人仍堅持只聚焦五大訴求？又有多少人願意跟官員商量其他議題？

不難想像，若果絕大多數參與的公眾都重申「五大訴求、決一不可」，這場首度舉行的公眾對話會必然全面失敗--由於特首幾天後的回應，估計跟月初時一模一樣，故愈多人提出五大訴求，對話內容便重複得愈多；加上回應的內容，都與政府新聞公告沒太大差異，於是一般市民聽起來便是政府不斷吞吞吐吐打官腔，結果亦只會是極度反感。

按人口比例抽樣 或更能服眾

寫到這裏，自然會有人質疑這個社會實驗的「取樣」（sampling）有問題。因為被抽中的市民均是主動報名，所以很可能是俗稱黃絲與藍絲陣營中，相對積極主動的那些人，於是意見亦更大機會趨向兩極：一邊強烈表達必須達致五大訴求，另一邊則用盡全力撑警--如是這樣，便根本談不上是對話，而純粹是各自表述--除了提供一次公眾發洩的機會，其實在改善政治參與或疏導民意方面，並無太大意義。

從解困角度，更理想做法是盡量根據全港人口的比例分布，包括按性別、年齡、入息等來隨機抽樣（而不是因為太多人報名、超出預定名額才抽籤決定）。例如本港男女人口比例是46%對54%，則參與對話的150人中，該有69名男士和81名女士，繼而在這兩個性別組群內，參照全港人口年齡和家庭入息分布，按相關比例抽出一定數目的參與者。當然，這種符合統計學要求的做法，要預備的時間和所花費的金錢會比起純粹抽籤要高許多，但是得出的討論往往更具參考價值，結果亦或許更能服眾。

就公眾對話會的整體安排而言，還有一點必須留意：入場前的搜查愈簡單愈好，限制也愈少愈理想--此乃英語induction的意思，也就是「進場儀式」會嚴重影響參與者對主辦單位之印象，從而影響互動交流的成效。

像上星期三傍晚，特首連同官員邀請全體區議員會面（最終僅得98名議員出席），原先安排要進場時搜查隨身背包或手袋，又對可攜帶物品作諸多限制，這種煞有介事的做法，定引來反感，大大減低溝通意慾。

皇后碼頭對話 恐珠玉在前

縱使目前是緊張時期，安排會面的「對話辦」提防有人帶武器甚至易燃物品到場，亦可謂無可厚非。不過，現任特首於其政治生涯的一次「成名作」，乃是她在位局長時就天星/皇后碼頭事件，走進示威者入面跟他們對話--正所謂珠玉在前，現在身處更高位而周邊官僚卻諸多顧慮，公眾在觀感方面不單扣分，更會狠批對話到底有何誠意。

最後，再進入有關對話內容方面之分析：如上所論，能否超越「五大訴求vs止暴制亂」以外範圍，乃今次首場公眾對話會之關鍵。特區政府不可刻意迴避這方面的大小課題，更不應顧左右而言他，但嘗試拉闊談話的範疇與深度，卻是職責所在，否則有負公眾期望。

本來「土地供應」是議題方面的不二之選，可惜民建聯於前一個星期刊登了催促政府運用《收回土地條例》開拓農地的頭版廣告，對話一旦花太多時間談收地，難免立即予公眾「特區政府與第一大黨又扯貓尾」的負面觀感，影響整體溝通的成效。

有趣的是，第一場公眾對話會最初設定的參與人數，定在150人名額，而「150人名額」這幾個字，卻是許多香港市民的心中刺--就算理解並同情以家庭團聚為由來港的人，對每天有150名持單程證人士移居香港，亦隱隱然感受到可造成一定程度的社會壓力，遑論在各區「連儂牆」出現的控訴與咒罵了。

新移民對港影響研究 必須做

正因為150人進場對話vs每天150人持單程證移居香港的這個巧合（未知是有心還是無意），我認為與會官員必須正視市民在這方面的擔憂，不能再以「包容論」作回應口徑。

事實上，本欄已不止一次提出，一個關於回歸後新移民對香港社會整體影響的研究（comprehensive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是必須踏出的第一步，從而讓特區以至中央對此課題有更宏觀而科學的認知，始能掃除民眾在感性層面的擔憂，並釐定符合香港可承受能力的人口政策。

話分兩頭，「連儂牆」所出現的控訴固然要處理，但當中的咒罵卻不可延續--相信絕大部分香港人也會同意，讓仇恨不斷燃燒，只會令特區陷入萬劫不復之地，已割斷的關係亦可能永遠不能修補。如是者，今次公眾對話會除了思考怎樣「從復仇到復和」（from revenge to reconciliation），更重要的也許是商討往後能不能避免關係再度惡化。

西歐方面的經驗，是由政府訂定限制仇恨言論的法例。然而，在港人對政府缺乏信心，並普遍擔心言論自由受影響的情況下，即使想開展相關的公眾諮詢，也許亦極為困難。是故不限題目而較開放討論的公眾對話會，也許是初探「反仇恨言論法」的一次機會。

歸根究柢，讓仇恨無止境擴散，最終只會窒礙一切形式對話，而對特區實際效用來說，亦應該較探討是否訂立《蒙面法》甚至是否使用《緊急法》，對社會的效益更大。

原文轉載自《經濟日報》 2019年9月23日

原圖：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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