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顧敏康

近期，大家熱烈討論香港「警察抓人、法官放人」的現象，當中法官對是否給予疑犯保釋備受關注。筆者曾一再強調，保釋不是放人，更不是不追究法律責任，而是給予疑犯不必羈押而等待法庭審理的待遇。當然，在決定是否給予疑犯保釋時，控辯雙方的作用也十分關鍵。辯方肯定會全力以赴要求法官同意給疑犯保釋，而如果控方不據理力爭，則法官往往會作出保釋決定。

香港《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條規定，法官在處理被告的保釋申請時，會考慮的因素包括：案情嚴重性、證據充分性、被告潛逃可能性、被告繼續犯案可能性等。雖然法官在決定是否給予保釋時有較大的酌情權，但如今法官在行使酌情權時，一定要考慮目前暴力犯罪對社會造成的動盪不安，不能按照以往正常情況的標準行使「保釋為主、羈押例外」的原則。法官應該關注到，現在有一些被告，前一天被控暴動罪被批准保釋後，第二天又出去犯事。在目前的特殊環境下，給予暴徒保釋，無疑讓他們如「英雄般」走回社會。

保釋是監外候審

批准保釋只是第一步，保釋條件是關鍵的第二步。保釋是讓疑人在社會上等待審判，因此，保釋需要遵守一定條件，如保釋金、人事擔保、不准離港、遵守宵禁令、每周到警署報到等等。一般來說，不准離境是基本的要求。但是，筆者感覺，現在的保釋條件已經突破這個底線。

鼓吹「港獨」的「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日前因涉嫌煽惑非法集結和參與非法集結等罪被捕，法官不僅批准他保釋，而且准許他去台灣、德國等地參加活動。

一個疑犯可以在候審期間逍遙自在，令人無法接受。更有甚者，涉嫌參與上月底深水埗警署外暴動的20歲女學生李倩瑩，法官不僅批准其保釋，而且批准她去波蘭留學，並且可以豁免11月11日的法庭聆訊，更令人匪夷所思，好像在與法治開玩笑。

如果說保釋不是「法官放人」的話，那麼，輕判罪犯就可能有「放人」之嫌。「社民連」吳文遠、「香港眾志」林朗彥等人於2016年，在反對釋法遊行中衝擊中聯辦大樓，被西九龍裁判法院分別裁定煽惑非法集結、參與非法集結罪成。吳文遠在案中扮演帶頭角色及帶來危險，林朗彥亦有相同控罪案底，但是，法官在9 月12 日卻以「無人受傷」、「無財物受損」等理由，輕判兩人監禁14日和緩刑一年。

輕判如同放人

這裡有幾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首先，本案是否真的「無人受傷」、「無財物受損」？據報道，案發當日至少兩名警員受傷，其中一人被暴徒擲磚擊中，另一人手部受傷；暴徒大肆挖起地面的磚頭、造成道路大面積受損，不少鐵馬、交通標誌、搭棚用的長竹枝等物品被擅取，現場一帶交通受阻數小時。如果報道屬實，為什麼法官可以視而不見？難道法官真的相信號稱「世界第一健筆」林行止的謬論：「摧毀公物促進增長」？

其次，法官認為林朗彥和鄭沛倫年輕，准予緩刑1年。年輕就可以判緩刑，這是什麼道理？年輕不可成為逃避罪責的理由。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公安條例》，涉及非法集結或意圖煽惑非法集結的罪名，一經公訴程序定罪，最高可處監禁5年。被告不僅有明知而為的主觀惡性，而且是慣犯。黃之鋒涉嫌於今年6 月21 日煽惑他人包圍灣仔警察總部，林朗彥也在其中。再者，林朗彥25歲、鄭沛倫24歲，兩人的年齡已經遠遠超出香港最低刑事責任年齡（10 歲）。用年輕作為判緩刑的依據，沒有什麼說服力。

第三，辯方求情稱，案發至今已近3年，法官不應用黃之鋒等人衝擊政總東翼案的判刑作為本案量刑基準，判處吳文遠即時監禁；亦希望法官不要以今天的社會氛圍，作為量刑考慮因素。法官接納了辯方的請求，值得商榷。即使法官不以黃之鋒等人衝擊政總東翼案的判刑為基準，也應該考慮案件造成的後果，尤其在當今暴力惡化的情況下，更應該作出具有阻嚇性的刑罰。

據此，筆者呼籲律政司應該積極上訴，要求上級法院作出改判。

大學不應寬容暴力犯罪

又據報道，被告鄭沛倫沒有社會服務令報告，但提供由嶺南大學校長、嶺大學生服務中心兩名主任和校董會主席撰寫的4封求情信，希望法庭不考慮即時監禁的處罰。

筆者十分明白，香港法官在量刑時會接納求情信。但這些求情信來自大學，不免令人感慨。香港的大學不僅肩負教書的責任，還肩負着育人的責任。3個多月的反修例暴亂，有幾多大學領導敢於直面學生，指出他們的錯誤？

對於學生走上違法犯罪之路，不少大學不僅不敢譴責，反而能避則避。這種逃避的做法，是校園氛圍變差、更多學生走上違法犯罪之路的原因之一。難怪近日《泰晤士高等教育》認為香港多所大學今年表現不佳，特別是教學及科研環境的得分令人失望。香港的大學必須向國際明確顯示，香港仍是一個歡迎世界各地人才來學習交流的地方，否則排名可能繼續下降。

原文轉載自《文匯報》 2019年9月16日

原圖:中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