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近期發生的事情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反映出兩大類不同思想對問題的不同看法，一方是深受西方思想影響、善用西方哲學的；另一方，更多是目前既得利益者，較務實，傾向東方思維，承認中國是香港的主權國，中國有最終話事權。

中英談判在缺乏信任的初期，舉步維艱，難以達成共識，在1982年－1984年的那段時間，香港股市大上大落，直到中英草簽協議，股市信心逐漸恢復才穩定下來。

中英聯合聲明提出「一國兩制」，並認為這是為未來50年提出的最好解決方案，香港在很多事情上保留了很大的自主權。不過，誰要成為特區行政長官，如何被提名，提名委員會如何成立及組成，提名有一定框架，也要看當時的目的是甚麼，因為不同時間有不同的要求。雖然聯合聲明沒有直接寫出來，但考慮到當時及將來的不同局面，從長期利益出發，雙方在當時認為是要保護既得利益者，因既得利益者對保持香港經濟繁榮穩定最為重要。

事實上，香港無論在經濟、金融甚至政治理念上都比內地領先，生活水平亦高於內地，港人對生活的期望自然更比內地人為高，即使內地經濟經過20年的快速發展，已被認為是全球發展的重要合作夥伴，兩地差異仍然存在。

香港在一些領域上，是內地經濟發展的學習模式。不過香港人的一些期望，在內地來看，至少不是現時就可達到，因不符合當前的情況。但在將來，這些期望有可能漸漸拉近及靠攏，甚至實現，尤其在中央政府採取更寬鬆開明的想法時。

利用社會大熔爐，和合差異

香港行政長官選舉正走向一人一票，組織提名委員會、誰可以被提名參選的問題，變得至關重要，而這不僅僅由香港政府所能決定的，必須徵得中央政府、人大的同意。提名人忠於國家，愛國愛港，既了解內地需求又能滿足香港人的要求，是中央政府考慮的最重要因素，整個提名程序、選舉方式，要令中央政府放心。但對一些香港人來說，卻不一定認同這是重要的考慮因素，認為不應只關切中央政府的看法。

我們應該明白香港政府目前的處境及難處，在此點上與中央政府可以協商的空間事實上是非常有限，並非有些人所想像及相信。
　
今天的對抗及衝突，正正反映出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於不同階段所產生的不同問題，亦正正需要我們化解不同，利用社會這一大熔爐，和合差異，不過融合過程就要好好控制熔爐的熱力，溫度的掌握，及由誰控制，溫度要多高。

過去，香港被認為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現在，香港回歸中國，高度自治，仍然認為香港應與內地不同和全權自治是不可能實現的。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不可能是一個獨立的地方，最終主權的體現及管治，仍然在中國而不是香港。

有些人希望一控球就馬上射龍門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今日不去爭取就是放棄權利，是傷害未來，傷害子孫後代的未來，如不表達訴求，將來只有無奈接受施予。

有些人希望一控球就馬上射龍門。看過足球比賽的人都知道，不考慮時機、不理對方防守、不管龍門離多遠，仍然堅持射球，最後都會徒勞無功。相反，如果冷靜觀察，傳給隊友，獲得更多空間，有時甚至踢回後方，重新組織進攻，入球機會可能更大。現時的香港，就是這樣一個情況，有些人接了波就想立即射龍門而不考慮其他方面，我想問這樣致勝的機會有多大？

足球是比賽遊戲，但政治不是。政治是權力爭取甚至鬥爭，因當權者有抱負，想實現承諾及抱負去為大眾服務，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政治是生存遊戲，一入政壇只能適者生存。正因政治如此，歷史上發生了許多悲劇。如果重溫歷史，就容易明白悲劇的成因。

社會上總有多方意見，一些人理念領先，希望社會向前，一些人思想保守，就利益所影響，希望維持現況不作改變。不同意者不作讓步，只會引起抗爭，造成這麼多的不幸和遭遇。

古語有曰：天時地利人和，任何改變、事情要成功，這三個因素缺一不可。我們要考慮目前是否處於正確的地點和時空，所反映的是否大多數人的意願，不能只是因為希望急於成事而一意孤行。

政治非唯一最終目標

抗爭往往有代價，沒有雙贏。現在是時候，冷靜下來，顧全大局，慎重思考。時機成熟，雙方分歧有可能收窄甚至消除。

在香港大街上示威的群眾，當中不少人是有心有理念，當然亦有心存背後動機的人。同一時間，街頭上有看熱鬧不表態的、有推波助瀾的、亦有些人即使支持但為保護自己的利益而沒有走出來，因為他們知道風險，目前不是時機，亦有更多人不支持這些行動和看法而不參與，甚至對這些無動於衷而不參與。

政治非唯一最終目標，更重要的是民生，政府要為大眾帶來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即使年老亦老有所依。追求時代進步，但有些事情比政治更為重要。

我們需要具前瞻的政府及政黨，有膽識推動新思維，不墨守成規，面對不同問題，可以平衡各方不同意見，有能力決定哪些應該優先解決。

原文轉載自《etnet經濟通》 2014年10月3日 (本文由雷賢達口述，《經濟通通訊社》記者蔡苑筠筆錄。)

原圖：word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