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言論自由行行政總裁黃永

各大專院校的校長陸續跟學生會面，聽取同學的感受和意見，也嘗試闡釋自己的看法與立場。雖然不少學生對其校長回應不滿，但從整場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之角度看，這已是很難得的一小步：

院校校長見學生 邁出一小步

畢竟自6月12日以來，我們似乎沒有看過跨世代互相溝通的場面，而只是持續見到衝擊、打鬥、跪求、佔領、指罵、羞辱對方的影像；即使有人發言，大多數報道只見各人按既定立場作分享或大叫助威。就連最接近可以互動的記者會或回應提問，卻總是官員自說自話，記者圍剿官員。相比之下，學生跟校長聚會，起碼算對談，並偶有交流。

溝通機會如此難得，斷不能輕易放棄。既然群眾對特區政府是如斯的不信任，大家就應該更加珍惜現在各大學校長尚未消逝的能量：一種背後代表用理性與智慧去研究求真的力量。

例如上周本欄提過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局限和某些盲點，無獨有偶，浸會大學校長錢大康在8月1日提出可考慮成立「真相委員會」，目標在於了解事實而非指摘--意思是待社會整體明白連串事件的關連後，便能夠名正言順地作跟進（包括提出檢控與否）。

組校長聯盟 提尋找答案流程

當然，這只是錢校長一家之言，影響力再大亦終究有限，在輿論層面也未有造成很大回響。假如多幾位校長聚頭，共同商量這個建議，效果就肯定不一樣。再推一步，若然全港所有大專院校的校長破天荒聯手，提出一套有機會讓香港人尋找答案的流程和方法，那起碼可以讓各階層及不同年齡層的市民，得以有多一條路徑作選擇。

留意：校長們只需要提出「一套尋找答案的流程和方法」（即methodology），卻不用提出任何具體答案，皆因任何答案須先達致社會共識，始可推行，更不可以由任何一小撮人說了算。他們需要引導香港人一同思考的問題至少包括：

－除獨立調查委員會外，有沒有其他機制適用？有哪些外國經驗可參考？

－是否叫「真相委員會」？會否有其他更易令人明白和減少誤會的名稱？

－問題該怎樣分類？即宏觀而言，目前有多少個急需解困的「大問題」？

－應用甚麼方法讓港人參與？過去的公眾參與方式沒用的話，可以怎做？

組成「校長聯盟」來釐清思考和討論框架之好處，是上述問題可以用較學術的方式來探討，避免跌入「政治問題必須透過政治解決」Vs「其實歸根究柢是要解決年輕一代向上流的問題」，這種就議題性質方面的爭拗。再且，讓香港社會各界就討論題目為何、要探討的範圍到底有多大等範疇，先有相當程度的理解，往往令以後的辯論更為聚焦，亦因而更有可能達到共識。

何況，由大學校長們牽頭組織這種超大型討論，也令以下幾個棘手問題，比起由政府負責，相對更容易解決：

－應該在哪個「中立場地」進行討論？

－應該由誰主持討論（即facilitators）？

－應該由誰負責記錄討論的過程和結果？

固然，要一眾大學負責提供場地、人手、器材，資源上可能會極為緊絀，除了由公帑支付額外的費用之外，亦有可能需要延遲3至4星期開學。這當然對教學時間表有極大影響，但觀乎目前學界不論學生還是老師的高度投入和參與，即使準時9月開課，也不見得會出現良好的學習氣氛。

紅十字國際委會 可擔當調解

反而用整個9月在校園內舉行大型研討會，或許能締造緩衝空間：既令學生重返校園思考後續答案，也讓社會各界踏足大學，嘗試理解下一代的苦惱與盼望，從而可以更有效互動溝通。

要促成以上解困出路，還有兩大關鍵：

首先，要有具世界級水平的facilitators。這方面可請教國際紅十字會：紅十字會除了賑災、備災、衞生以至青年及社區服務工作外，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根據《日內瓦公約》授權，監察戰俘待遇及主動提供人道援助。香港當下的情況自然未惡化至國內武裝衝突，但曾經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做過調解和溝通工作的前綫人員，總可以分享經驗，讓香港人學習他們如何在極大壓力的情況下，雙方嘗試化解矛盾。

事實上，筆者亦訪問過一位在香港長大、曾經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工作的青年人，他到過阿富汗跟武裝分子談判，亦在緬甸處理過羅興亞人遭迫害的問題。另一方面，我也認識一位曾到印度北部處理部落衝突的年輕調解專家，這些調解方面的「奇人異士」應該幫得上忙，為目前的香港解困。也許讀者會奇怪，為甚麼這些人年紀輕輕，卻獲得武裝分子或部落領袖的信任，願意跟他們溝通？他們解釋，因為不少地方的政治領袖均擔心外國勢力入侵，故多數不肯和美國人以至白種人（或泛指高加索人，即Caucasian）談判，反而相信英語能力好的黃種人！

給持份者轉身空間 「撤回」成藥引

從這個角度看，由於中央高度關注外國勢力在《逃犯條例》修訂衝突中的角色，由香港人聯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這類機構提供調解支援，比其他跟英美有關的非牟利團體來說，應該較能夠獲北京接受，故可行性亦較高。

最後一個促成解困出路之關鍵，是要提供一個藥引，好讓不同持份者有空間轉身。就這點來說，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上星期公開表示，已經去信行政長官建議政府清楚向外界表明「撤回」修例。張校長事隔了那麼久，才突然寫信予特首作出正式提議，箇中是否有何部署，尚未可料；但純粹從推演角度，倘「撤回」成事，則乃上佳藥引：畢竟這是反修例者的最初訴求，亦一直是「五大訴求」之首。至於香港人會不會借藥引而服下「溝通互動」此良方，還是擔心政府有陰謀而繼續衝擊？那就在一念之間。

原文轉載自《經濟日報》 2019年8月5日

原圖: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