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言論自由行行政總裁黃永

《逃犯條例》修訂後續衝擊不斷，再度引發一個長久以來的爭議：為何即使內地不斷發展，但港人的離心力卻不知怎的愈來愈大？

建制似乎仍以國民教育和通識教育解釋——前者做得不足，後者做得不當。非建制派的論述較多元化，但總觸及世代價值觀之轉變，而近期輿論則相對聚焦「後物質世代」此說法：簡言之就是經濟發展與物質生活不再是改變下一代行為模式的誘因，故他們不惜以上一代認為激進的破壞手段，爭取自己心目中更高層次的渴求（民主與公義）。衝擊者稱為「齊齊去發夢」，正好反映這種心態，又同時跟上一代那套「齊齊去發達」之說法，既形成強烈對比，亦相映成趣。

即使後物質世代 亦追求物質

然而，以「年輕人不再重視物質生活」來解釋政局，其實早在十年前反高鐵運動期間已有熱烈討論。不過，目前的運動跟當年之差別，在於反高鐵時，群眾的立場相對左傾，主旋律是不應只追求經濟增長，香港不妨放慢步伐，讓年輕人有權選擇歸園田居；而菜園村一班老農亦順勢成為了主角，年輕一代對被逼走的長者也寄予同情。

相比下，反《逃犯條例》修訂的後續爭拗，日趨強調世代矛盾，也經常見到雙方以廢老或廢青互相指罵（中間又夾着廢中），主調則是重視物質的那一代人已追不上時代，所以該全面擁抱新世代的做法——即本質上具排擠性，而且正正是要逼走舊世代。

問題在於：提出和支持後物質世代論的人，不論建制還是泛民、藍絲抑或黃絲，往往止於「多聽和多尊重年輕人聲音」這種放諸四海皆準的虛答案，而未見有何具體政策建議。因此以下嘗試就世代之爭提出初步政策建議，望能拋磚引玉，好讓跨世代共同解決香港之困。

年輕人努力 卻為人口老化找數？

留意當許多人標籖香港的年輕人屬於「後物質世代」之時，實際上並非指他們對物質享受嗤之以鼻，反而更大程度是感覺到：年輕人認為在香港追求物質生活，往往徒勞無功，又或是無意花那麼大力氣去跟循由上一代訂定的遊戲規則。觀察目前《逃犯條例》修訂後續衝擊的留言（由網絡到連儂牆），導致這種狀態源於兩大原因：

第一，社會強調人口急速老化、高齡海嘯逼近，於是香港必須有大量財政儲備。這種想法令年輕人感到雙重壓力：一方面即使庫房水浸（截至今年3月31日，財政盈餘為11,709億元，接近政府兩年半的開支），卻仍不肯大刀闊斧多花公帑應付目前危急問題；另一方面就算自己再努力，亦好像只是代未來的老化人口「找數」，而非當下可以收成，改善眼前的生活。

房屋福利受益者 每日150新移民？

第二，就算政府肯大灑金錢，表明為未來投資，香港的新世代通常也不領情——因為他們認定這些基建、房屋、福利的主要受益者，是每天有150名限額的新移民。這種想法同時令不少在本港出生的中年人以至較年長一輩，相對理解青年人的憤怒，於是在今次運動裏，選擇站在反對政府那一邊，以至對激烈的衝擊行為也較以往付予同情。

假如有所謂「物質世代管治思維」，套用在本港政治上，應該是指以經濟發展來換取社會穩定。後物質世代論者不認同這套想法，指即使全港年輕人明天立即上樓，他們還是會不斷上街抗爭——但與其吐出「後物質」這標籤，更直接的解釋是物質或財富分配方面不平衡：畢竟不患寡而患不均，從來都是許多政治危機的成因。

如何解困？針對「人口老化」和「新移民」這兩個心結，特區政府必須破格而為：

公眾諮詢 如何運用財政儲備

首先，不論有沒有所謂後物質世代，現在肯定是「後真相年代」（post-truth era）：不單止謠言和假新聞滿天飛，還愈傳愈錯——與其任由網絡猜測和評估新移民對香港的影響，令很多香港人對新移民的固有觀念不斷增加，令社會矛盾持續惡化，倒不如全面研究回歸22年來，新移民對本港的社會和經濟影響到底為何，和盤托出，讓市民和中央也知個清楚明白，從而再從長計議，調整目前各個範疇的政策好了。

其次，人口老化雖然避無可避，但是政府坐擁萬多億元公帑，又是否社會各階層所願？「明日大嶼」計劃遭大力抨擊，如今生死未卜，正好反映即使特區政府有願景和行動，市民也未必同意如此前行。既如是，政府不妨大膽就如何使用儲備作全港大規模公眾諮詢：不再是按財政年度逐年就預算案諮詢，而是假設政府財政儲備減半（想像每名港人有十萬元儲備），我們會如何花費、儲蓄、投資？這樣的大規模諮詢，至少需時一年，可以由今年9月到明年9月立法會選舉之時，到時特區政府再按選舉結果，因應不同黨派得票，決定如何運用財政儲備，規劃公帑使用便有了正式mandate（要求）。

現實上，我們都屬於「當下這一代」，也就是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加在一起。既然還有好一段日子，不同世代的人尚要在香港共同生活，大家倒不如一同思考如何過渡，從而促成世代交替，總好過永續衝擊罷。

原文轉載自《文匯報》 2019年7月22日

原圖:中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