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出生於一個海外的華僑家庭，父親孑然一身來到越南謀生。他在家鄉經歷過清末民初的轉變，在外地嘗過法蘭西殖民者與越南民族主義份子的鬥爭、日本帝國的入侵，越南赤化的漫長歲月，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終又孑然一身返回家鄉，過完他滿途荊棘的一生。

他由農夫變為商人，在事業略有成就之際，曾經寄望於中國國民政府的保護，避免成為越南民族主義份子與法國殖民統治者鬥爭之受害人，這當然是不切實際之妄想。他辛苦建立起來的產業在一夜之間被戰火化為灰燼，但不知向誰追討。在當日的越南，華僑的處境一般都是這樣的，有困難時求助無門。

在大陸解放後，父親對新中國重拾信心，很多華僑也有這個轉向。但基於客觀環境，親共會招惹很多麻煩，回台升學仍是正途。但台灣自顧不暇，華僑子弟被迫投靠中國大陸。我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在1958年秘密回到廣州升學。

回想當年，腦海一片空白，很容易受到共產黨「統戰」的影響而投向他們。試問一個嬌生慣養的僑生，豈知天高地厚，人間險惡？當時的中國大陸一窮二白，比越南的生活水平相差很遠，學校也不怎樣厚待僑生，立即萌起「向後轉」的念頭，但回頭路已斷。當時只有兩個選擇，留下，或出走香港。前路茫茫，我對共產黨的歸屬感原來是這樣薄弱的，經不起一點輕微的考驗便褪色！

我在大陸只逗留了一段很短的時間，來到香港之後讀了幾年書便出來拚搏，三十八年就這樣過去，除出國公幹之外，我没有離開過香港，亦一直與中國大陸的親戚保持聯絡。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我代表公司在上海設立生產線及開闢大陸市場，打開頻密的商業往來，親眼看到中國的發展。上海的項目並不如理想，皆因工人不合作，管理不完善，而我們只提供技術，沒有參與管理的權力。雖然如此，我只抱怨自己準備功夫不足，時機未成熟。

合約滿後後我們退出上海，轉移到馬來西亞生產，結束與中國合作的關係。大陸仍非常落後，能否如鄧小平許下之宏願追上世界？坦白說，我當時無法預測。

1989年發生之天安門事件，今天重新審視當日發生之過程，發覺有很多外圍勢力參與的痕跡，與所謂「太陽花」運動及「顏色」革命何其相似，以及西方傳媒誇大及塗鴉中國政權的報導，使我對真相產生疑問。其實很多中國人和我一樣被這個問題困擾，而且要問：假如當年動亂失控，中國今天又會變成什麼樣子，改革開放是否壽終正寢？時間會沖淡很多人對共產黨憎恨的心結，但一些死硬派卻不會接受與他們先入為主相反的證據，更不會調整他們的反共立場。

從上海轉移到馬來西亞也非一個聰明的選擇，很快便發覺成本高而效率低，成績差強人意。因為馬來西亞的投資未能如願以償，我開始萌生「退休」之意，終於付諸行動，在1995年中我從崗位退下，移民到加拿大，過起退休的生活。

在外生活久了才發現西方並非「烏托邦」，中國大陸也非「人間地獄」。海外華僑對祖國強大是有所期待的，希望國人在生活質素提升之後也能享受到普世認可之民主，自由與平等。打倒共產黨並不保證這些願望可以如期達到，協助它自我完善才是務實的態度。

原圖：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