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5 月份開始在本欄討論《逃犯條例》，除盡力解釋條例修訂的內容和影響之外，最主要的是指出修例事件的本質是一項政治事件。而面對一次政治事件，尤其是被廣泛動員起來的政治事件，再用一般法例修訂的思維，是完全解決不了，甚至會製造更大的麻煩。

這裏不去仔細區分什麼是一般修例事件，什麼是政治事件，就以最簡單的方法去說明，就是以目的或結果來劃分。如果只是一般修例的事件，結果的區分，就是修訂條例通過還是被否決；但如果是政治事件，那就完全是一場政治角力，反對派通過反對修訂條例，要特區政府和建制派難看失分。無論過還是不過，都要付上政治代價，而且政治代價愈高愈好。

對一般的修例或者立法事件，多多少少都會帶有政治角力的含義。但像今次的修例，個人在5月16 日本欄中指出，修例已經變成百分百的政治事件。一旦是政治事件，就必須考慮反對派最終的目的，就是要政府和建制派難看，怎樣才算難看？ 1989 年六四事件就是一例。而修例到後期衍生出來的街頭運動，也是活生生的本地例子。再不信？不妨問一條問題，如果只是修例事件，那為什麼政府宣布停止立法工作之後，在6 月16日仍然有近倍增長的遊行人數？為什麼仍然糾纏在停止立法工作和撤回的表面用語的問題？

如果修例事件演變成百分百的政治事件，而反對派又是有非常清晰的政治目標，要政府有多難看就有多難看，那政府是不是要引頸就戮、奉陪到底？如果是純粹的修例，大家可以擺事實、講道理。那伸張正義，自然是天經地義，但如果去到政治事件的層面，就要講力量、講代價。力量不足、條件不利、代價太大，那就由天經地義變為無可奈何！ 2012 年的國教事件就是一例，在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推動國民教育，是不是天經地義？

政治事件，壓根兒就是角力。在朝的有執政資源之利，當然是佔上風，所以一切進程，一定是依規依矩；在野的處於下風，一定以群眾力量去抗衡，但群眾力量要多大才奏效，才可以反勝政府？那可沒有準則，一切只能看事態發展，結果要出現了才知道。但在具體操作情况而言，也可以有個譜。在上周三上午執筆寫本欄分析時已明確指出，要「付最低政治代價」，並且挑明：「面對政治事件，只能以政治手段和策略去解決。現時的關鍵，不是條例的修訂有理還是無理，而是如何在立法會開會通過修訂，並且付上最低的政治代價。」

在上周四本欄，已經將今次群眾運動的性質分析得很清楚，尤其是跟2014 年佔中運動的對照。今次修例，無論時間和操作的壓力和責任，都在政府一方。政府要在立法會三讀通過，那就一定要進入立法會，而且限期在7 月中，最終就必定形成「進入——反進入」的正面衝突。

佔中可以如何成功，歷史已經無法提供答案，但包圍立法會，阻止議員進入，則有數可計，那大概是三四萬之眾。成敗的關鍵，就是反對派有否能力發動三四萬人包圍立法會。

行止進退最關鍵的一日，是6 月9 日的反修例大遊行。對於這一類遊行，個人絕對相信警方的統計，根據警方的數字，再加權調整，就大約可以估算出參加遊行人數。

按照警方公布有關數字，在6 月9 日，最高峰人數是24 萬。根據過往經驗，這樣規模的遊行，真實總體遊行數字大約是比警方公布最高峰人數高八成，也就是大約40 萬。以這個遊行人數作基礎，只要有一成人響應包圍立法會，那就可以把立法會圍得鐵桶一樣。

如果作為政府，在6 月9 日晚上，就需要做一個政治判斷，有沒有一成人響應在6 月12 日包圍立法會？如果有，周三要進入立法會開會有沒有難度？要清場進入，要用什麼手段、要付什麼代價？如果一早定性為百分百的政治事件，反對派就是要你難看時，政府可以付出多難看的代價。

政治事件接連來 事後檢討不可免

現在行會成員一致表態，冀社會盡快回復平靜，讓各界和政府可以重新聚焦重要的經濟和民生工作，這是我們的共同意願。但無論這個良好意願能否實現，都不能不去回顧事件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國家不斷勉勵香港要提高管治能力，「事後檢討」是最有效的方法。情况就像外國年輕足球員，除場上練習之外，時間用得最多的，就是看回比賽的錄影帶，賽後檢討，是進步的必經之路。

因為中央政策組已經被取消，這類檢討工作真的要做，不知會由哪個部門執行。但檢討最重要的焦點，是為什麼有這個數量的人上街遊行。而在修例的期間之內，政府的民情是處於什麼水平？政府有沒有條件闖關？除意見觀點之外，最好以事實數據為憑，因為未來3 年，不知路途上還有多少政治事件！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19年6月20日

原圖:RT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