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立法會議員陳克勤

政府於上星期三宣布就修訂《逃犯條例》提高移交門檻至七年刑期，以及必須由中央機關提出。這個修改有效回應了社會上的一些聲音，於不改變今次修例的初衷之下，把移交門檻大幅提高，有助釋除絕大部分公眾的疑慮。事實上，很多刑事罪行的最高刑期都不超過七年，可見今次修訂的初衷主要是針對嚴重罪行，並非如泛民的恐嚇之詞所指，通過修例後便可隨便抓人回內地。

主要針對嚴重罪行

今次修例被泛民簡單化，把焦點過於集中在移送內地，令很多市民誤以為這次修例只是關於內地。我們不應忘記，今次修例是不想「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因為現時香港與世界上很多司法管轄區都沒有任何引渡協議，如果有人在那些地方犯罪，目前基本上沒有法律框架去處理。也就是說，今次修例是源於台灣殺人案，但不應該純粹處理台灣殺人案。泛民故意把焦點放在內地和台灣，這樣的討論是不全面的。

就我的理解，政府是希望藉着今次的修例，至少可以提供一個可操作的法律框架；至於某一名人士是否真的要引渡，這個還要經過很多法律程序，當中亦必然會有本地司法機構的參與。首先，我相信本地的法庭是有能力把好關。因為無論是本港，還是在其他普通法地區，都有案例指出當法庭覺得不適宜將某一個人引渡到某一個地方。例如：法庭認為犯人去到那個地方，便有機會遭受酷刑，正如香港有不少「假難民」可以長時間滯留。由此可見，香港法庭的把關多麼嚴格。

修改提出第三重保障

說來說去，泛民就是先入為主，認為任何人都不能於內地得到公平的審訊。然而，難道他們認為任由嚴重罪犯留在香港逍遙法外，就符合公義嗎？一般情況下，任何人去到世界上任何一處地方，都應該遵守當地的法律；一旦於該地方犯法，就要負上相關的法律責任。原有的《逃犯條例》已經提供了第一重保障，對可移交的罪行作出了規範，註明有些罪行如政治上的罪行不可移交；後來政府把經濟犯罪也剔出可移交的罪行之列，這是第二重保障；現在再把刑期門檻提高至七年，把相對輕微的罪行剔出可移交之列，是為第三重保障。

完全沒有移交逃犯的做法是不公義的，隨便移交逃犯同樣是不公義的。現在要探索一條兩個極端之間的道路，由法庭和特首把關，讓公義得到彰顯，才是正確的做法。

原文轉載自《星島日報》 2019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