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提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引來社會各界關注。儘管有關當局已就條例背景及本意解釋，然而坊間仍有部分人士對修例存有誤解，擔心相關方案有損港人人道保障及基本權益，更有論者聲稱《逃犯條例》修訂會摧毀香港「一國兩制」。筆者認為，這些多慮的論述，很大程度是源自對《逃犯條例》修訂的不了解之故。以下容筆者對修例一事中的常見誤區，包括特首權力、人權保障，以及立法及司法監察，作簡單闡述。

真的是特首「說了算」？

反對修例的輿論稱，政府草案將單次性個案移交的「啓動權」置於至行政長官一人身上，乃原先立法會對單次性個案移交的審議權「架空」，並賦予行政長官過大權力。可是實情似非如此。根據政府在三月提交的草案中第四段，所謂「特首啟動移交程序」一說，是指行政長官藉發出「證明書」，以證明特區政府「已有就某人（被尋求引渡人士）作出的特別移交安排」。「證明書」發出後，《逃犯條例》才適用於有關移交要求，進入法庭審理程序。

「特別移交安排」的意思，根據文件第三段，是指「香港政府」與「香港以外地方的政府」為了在特定情況下，「移交因涉及有關罪行而被追緝以作檢控、判刑或強制執行判刑的一名或多於一名特定人士」的一種雙邊協定。換句話說，在行政長官發出「證明書」啟動程序前，香港政府必先與提出引渡要求的政府達成「特別移交安排」的協議，以及一系列前期工夫，例如執法機關與律政司衡量有關引渡要求的理據是否充足、港府與該地區的溝通了解等，加上筆者一直強調的法庭把關作用，包括「人身保護令」、司法覆核等申請，因此逃犯引渡的過程，絕非如部分反對修例者聲稱，是特首「打算如何移交，便會如何移交」。

修例草案保障不足？

事實上，「特別移交安排」是於修例討論中常被忽視，卻又至關重要的一點。 坊間有聲音質疑，政府未能確保修例後的單次性逃犯移交會符合人權法原則，特別是在香港生效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亦有反對修例者質疑，修例後香港法庭可依據的法理準則有限，變相法庭可發揮的把關作用不多。

不過，根據目前《逃犯條例》對「訂明安排」（修例通過後「特別移交安排」亦屬「訂明安排」）的解釋，「訂明安排」可在《逃犯條例》既有保障上，提供額外的保證及可供拒絕移交的理由。此外，在政府草案中第四段，亦有提及若「特別移交安排」中「載有任何條文，以在該等程序（移交程序）之上，進一步限制可移交該人的情況，則該等程序適用時須受該條文所規限」。即是指，在就移交某人而與另一司法管轄區商討「特別移交協議」時，港府可在條文中加入額外的人權保障內容。這一方面，前香港檢控專員江樂士已指出，保安局已為向被引渡者提供保障上「多走一步」，例如表明在一些情況下，會要求特定司法管轄區同意，讓被引渡的人依法獲得代表律師。關鍵在於，到底港府有沒有權限，在切實可行的方法下，與未有簽署長期移交協議的地方，進行單次個案的逃犯引渡。

立法會、司法部門被架空？

在《逃犯條例》修訂的討論中，亦有論者表示，原本的方案以立法會為審議機關，目前政府方案會「架空」立法會，令立法會失去監督政府的功能，亦令行政長官及政府的決定會是「無王管」。此論述其實並不準確，皆因按《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立法會議員就涉及公眾利益的事件，成立專責委員會進行調查，並傳召及披露任何有關證據，包括保密文件。此外，《基本法》第六十四條中訂明，香港特區政府須對立法會負責，否則相關行為亦可被司法覆核裁定違憲。故此，修例草案不會影響到立法會以至法庭對政府的監察。

目前香港移交逃犯的政策，不單不能讓港府處理「台灣殺人案」，亦突顯了本地法律不能彰顯公義、威脅港人安全的嚴重漏洞。隨時間倒數，修例更是刻不容緩，否則「台灣殺人案」兇手或從監獄釋放後逃往他方，屆時難替無辜被害少女雪冤！

作者 余唐 Facebook 專頁：www.facebook.com/yu.t.205

圖片來源：RT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