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香江智滙主席吳歷山

《逃犯條例》修訂在立法會法案委員會空轉兩個月，陷入進退兩難僵局，對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撕裂和影響。造成如今局面與政府當局缺乏認知、協調和部署不無關係。

當初，政府倉卒推出《逃犯條例》修訂時，完全低估了反對派強大的反彈力量和決心。反對派早已立意要把修例高度政治化和國際化，從而取得最大的政治利益。

在議會內，以最極端的行為阻止會議的進行；在議會外，除掀起大遊行、發動輿論攻勢，更多次分頭到外國求援，向香港施壓，形成強大的反抗聲勢。

政府失策導致修例陷困

與此同時，政府也低估了建制內部的疑慮和抗拒，甚至簡單地以為「抽起9項商業罪行」就能擺平商界的投票意向；卻沒想到「退讓」後，建制派（包括商界、法律界、政界）還會提出諸如「港人港審」、「分兩步走」、「無追溯期」等所謂「替代方案」，叫政府哭笑不得。

這都是政府事先缺乏協調和合理鋪排而造成的混亂和尷尬。

自始至終，政府在社會輿論、充分解釋和理性討論的工作也付之闕如。平心而論，當初政府倉卒提出修例是想藉台灣謀殺案「暗渡陳倉」突擊建功，這是在輕敵、誤判與僥幸的心理下的草率舉措，是導致修例第一回合失敗的主要原因，不可不汲取教訓。

好在峰迴路轉，日前政府做出「艱難的決定」，繞過正常程序，直接把草案提交立法會大會審議。更重要的是，港澳辦、中聯辦、中央領導先後發聲，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表示：「完全支持特區政府開展修例工作。」強調港府做法符合《基本法》，有利彰顯香港社會的法治和公平正義。隨着中央高調支持港府修例，建制派紛紛「歸隊」。

看來，在建制派佔大多數席位的立法會大會最終通過議案是必然的結果。關鍵是，因《逃犯條例》修訂對社會帶來的震盪和撕裂，將如何平息和修補。

多年來，香港人覺得內地司法制度雖有極大的改善但仍然信心不足是客觀的事實，絕大多數市民明白，回歸後，尤其是中港兩地頻繁的交往和長足發展，容不得「逃犯天堂」的繼續存在，為保持香港的核心價值和法治聲譽，修例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然而，這需要通過充分交流、理性討論才能達致社會的共識，即使「歸隊」的商界，心中仍然存有許多疑慮和擔憂，需要適當的解釋和探討才能釋懷而通誠合作。

應協調釋慮但勿喪原則

近日政府舉行的多場問答會、記招會，都是一個良好開端，也見各種五化八門的建議「一窩蜂」提出，政府一一作答及表示記下。筆者認為，交流解釋固然重要，但千萬不能喪失基本原則，留下新的法律漏洞。

反對派正在籌謀把修例進一步政治化和國際化，其中發動大規模遊行將是重頭戲。民陣宣布6月9日將發動第三次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希望動員30萬市民上街。這也是眾人關注的重要的民情指標。

數字顯示，3月30日第一次反修例遊行人數，民陣報12000人，警方報（高峰期）5200人（相差2.3倍）；4月28日第二次反修例遊行人數，民陣報130000人，警方報22800人（相差5.7倍），按過往10年七一遊行人數統計，民陣與警方公布人數平均出現2.5至6.5倍的巨大差異，叫人無所適從。

作為一個旁觀者，希望第三次反修例遊行人數統計不會出現愈來愈大的差異，否則就削弱了遊行的真實意義。

世事難料，隨着中美角力的逐步升級，國際反華勢力的推波助瀾，香港遲早成為大國博弈的戰場和磨心，但沒想到這一天來得這麼快！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19年5月25日

原圖: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