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港人港審」，坊間另一建議方案為「域外法權」。倡議者表示，港府應考慮將擴闊香港法庭的司法管轄權，容許部分發生於境外、涉及港人的罪案於香港審理。按此建議，若港人在海外串謀或實際干犯殺人罪行，或是有關罪行中受害者為港人，那樣相關行為則成香港法律中的違法罪行。即是說，「域外法權」或能向香港執法機關以及司法部門，提供處理於境外「台灣殺人案」的法律基礎，而方案又得到立法會內的反對陣營所支持，乍看之下，似乎「域外法權」能為眼下困局，提供出路？答案是：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筆者在前文《港人港審，可行嗎？》中指出，目前理想的解決方案需解決的三項問題：

一：香港二十二年來一直存在的公義漏洞；

二：早前一名香港人於台灣被另一名香港人殺害的「台灣殺人案」；

三：在處理以上兩點時，不抵觸香港普通法原則和人權法的保障條例。

在「屬地原則」下，大部分香港刑事法（包括謀殺罪），只適用於香港境內發生的行為，所以現時「台灣殺人案」中疑兇所涉嫌觸犯的，是台灣《刑法》第二十二章中的「殺人罪」，而非香港《侵害人身罪條例》第二章中的「謀殺罪」。亦正因如此，香港有關部門只能對他控以「洗黑錢」罪名的原因。即是說，在香港法律的角度來說，所有港人在台灣的任何行為，只能觸犯境外法律，而不構成香港刑事法中的任何罪行。

「域外法權」的提倡者建議，藉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及《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兩項法例，賦權執法及司法機關處理境外涉及港人的殺人罪行。換言之，「域外法權」的目標是廢除謀殺、誤殺等罪的「屬地原則」限制，圖將境外罪案，納入香港司法管轄區可處理的範圍中。

域外法權不能解決「台灣殺人案」

可是，即使「域外法權」取消了相關限制，香港法庭仍不能處理「台灣殺人案」，原因在於人權法及普通法就「刑事追溯力」所設的規限。《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二條列明，在香港所推行或實施的刑事法例，不得帶有追溯力。即是說，任何人作出的行為，若不抵觸當時的刑法，該人便不可因有關行為，而被法庭定罪。另一方面，普通法制度一貫對有「溯及效力」的法律（Ex Post Facto Law），拒絕予以認可。這是英國公法（Public Law）以及刑法（Criminal Law）中的重要原則之一。

假設「域外法權」方案要解決「台灣殺人案」，那便要將本來不違犯香港法律的行為，定為刑事罪行，並賦權執法部門及法庭，去檢控修例前的「違法行為」。那樣有關處理方法，將無可避免地違反「刑事追溯力」的限制。換個想法，假設今天香港立法全面禁煙，而有關法規容許執法部門追究立法前一切合法吸煙行為，那樣相關的港人權利，將被嚴重侵犯。「域外法權」有違人權法及普通法一說，便承此理。

貪污、販毒、「洗黑錢」？

再者，「域外法權」的方案，亦不能解決香港法律於移交逃犯層面上，存在長達二十二年的漏洞。有關建議只能要求香港把所有境外殺人罪行「攬上身」，對於不涉性命的行為，譬如是貪污、「洗黑錢」、人口販賣、販毒等同樣極嚴重的罪行，「域外法權」未能提供解決方案。對於前文述及「港人港審」會遇上的搜證困難（香港與其他地方搜證程序有異，以及所需證據不齊全），還有損害其他地區司法管轄權、「一罪兩審」等問題，都是提出「域外法權」者未能解決的問題。

其實，「域外法權」與「港人港審」的立論十分相似：港人的權利，在港人信任的香港法庭中，獲得適當保障。因此，「域外法權」的倡議者，亦出現了「港人港審」提倡中的矛盾點：一方面信任香港法庭審訊專業，另一方面質疑法庭不能把關。筆者亦以前文最後一段，來回應「域外法權」論者的建議：若諸君認為，香港法庭審理案件的公正、專業、獨立是值得信任，那各位亦理應相信，同樣的法庭在審理引渡請求上，能保持該份值得信任的公正、專業、獨立，做到「把關」的效果。

作者 余唐 Facebook 專頁：www.facebook.com/yu.t.205

圖片來源：RT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