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港審」，可行嗎？

余唐/法律系畢業生

《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於社會引來不少爭論，坊間就政府方案提出了不同問題與建議，例如「港人港審」、擴大《逃犯條例》適用範圍、設「日落條款」、擴大香港法庭的「域外法權」、修例結果不帶追溯力等。上述的建議雖具一定參考價值，然而在執行上，卻未能有效及全面地解決目前港府面對的三大難題：一：香港二十二年來一直存在的公義漏洞；二：香港人於台灣疑被另一名香港人殺害的「台灣殺人案」，以及三：在處理以上兩點時，不抵觸香港普通法原則和人權法的保障條例。誠然保安局所提的方案，不敢說是已臻完美，而長遠更好的做法，應該是與未有引渡協議的地區磋商及簽訂長期移交政策，但受時間所限，依筆者之見，保安局的草案乃能同時回應以上三點的理想方案。筆者將先討論「港人港審」。

「港人港審」改變本港法治原則

「港人港審」方案內容，是將香港居民排除於引渡可能之外，容許尋求引渡的國家提出就有關罪行，於香港作出起訴。以上的提議，很大程度是基於對香港法制及法官的信任，以保障港人權利。然而，此論述有兩處爭論點：首先，香港的普通法制度於刑事上乃奉行「屬地原則」。即是說，只有在香港司法管轄區內發生的罪案，香港法庭才有資格審理。此原則雖有例外（如《侵害人身罪》第5條中，任何人於香港串謀在域外殺人，即屬犯罪；《防止賄賂條例》第4條，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刑事罪行（酷刑）條例》所列的部分罪行等的），但一般而言，出於不損害其他地區的司法管轄權，以及在國際法中屬地的法治原則下，香港不會將其法律的「長臂」延伸至境外，否則將如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所指，本地法制將出現「根本性改變」。

第二個爭論點，在於取證問題。「港人港審」的方案未有考慮香港檢方遠洋取證的困難，以及在欠缺法律基礎下，他方所提供的證據或許不獲法庭承認等執行問題。取「台灣殺人案」為例，要在有法律依據下與台灣達至刑事互助，包括證據提供、文件傳遞等程序，便需要修改《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否則有關互助便不合程序。此外，香港法庭亦會審視呈堂證據是否符合採證的法規，而這方面香港與台灣的採證規程上的分別，或會引來法律上的挑戰，令最終採證及檢控工夫，功虧一簣，又或者令司法審訊不完整，導致不公裁決。事實上，英國不少司法界學者指出，「司法不公」（Miscarriage of Justice）的主因，出於證據的採納及公布上。此因亦促成了英國近代的《警察與刑事證據法》（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84）的立法。

值得留意的是，某些引渡請求，是針對某些已完成法庭審訊，被判有罪後逃至香港的行為。坊間「港人港審」的方案似乎未有觸及有關問題，而按該方案的原則來看，具港人身份而於外地被定罪的逃犯，或可得到於香港法庭重審的機會。相關做法，有機會置香港法庭於損害他方司法管轄權的尷尬局面，甚至引來「一罪兩審」問題。

自相矛盾的「港人港審」

其實，「港人港審」的論述，存在一個矛盾點：有關論者認為，香港法庭在審理逃犯引渡的請求上，將受來自外界的壓力，極端者甚至稱本地法庭將成「橡皮圖章」，提出引渡請求一方能對香港「予取予携」，法官不能「把關」，可是另一方面，「港人港審」的方案，便是建基於論者對香港司法制度、本地法官的信任，認為香港法律能不受外界影響，不偏不倚的審訊，為港人提供充保障。筆者理解「香港法庭於政府方案中會面對壓力」的說法，但其實「港人港審」方案中，法庭又何嘗不會承受，來自尋求引渡方要求判處嫌犯罪成的壓力？歸根究底，若「港人港審」的論者認為，香港法庭審理案件的公正、專業、獨立是值得信任，那有關論者理應相信，同樣的法庭在審理引渡請求上，能保持該份值得信任的公正、專業、獨立，做到「把關」的效果。

下回談另一《逃犯條例》修訂建議：域外法權。

作者 余唐 Facebook專頁：www.facebook.com/yu.t.205

圖片來源：RT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