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對政治討論的氣氛雖不如鄰近的台灣那樣激烈，但熱中於此的人還是為數不少。但對於一些政治的本質問題，很多時都不甚了了，例如之前就有人提出過「大和解」之說。首先，歷史上出現過的所謂「大和解」建議，通常都是關於一些長期累積的民族仇恨，例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和印度等。泛民和建制，不過是政見不同，又如何可以提升到「大和解」那個層次？當然，有人會想「語不驚人死不休」，但政治就是政治，關係一定要雙方認可才有進展。泛民針對建制，實際上就是針對北京。泛民是什麼政治地位，北京是什麼政治地位，過去泛民和北京接觸，想用上「談判」的字眼，北京一筆劃去，正其名就是「溝通」。所謂「溝通」，正確一點就是聽聽意見而已！泛民連「埋枱談判」的能力也沒有，還想去「大和解」！就算想，回顧歷史，有多少大和解的成功例子？

「大和解」是完全不符合現實政治身分的表述，那退而求其次，搞搞社會和諧還是可以吧！但泛民對和諧的建議有何反應？他們一句「河蟹」，又或者「你想河蟹我呀？」，就已經勝過千言萬語。曾經有一泛民頭面人物表示：「和諧，咁咪即係要收編！」一關乎到泛民的核心政治利益，那就個個都心比水清。和諧，永遠是執政力量的目標，也是一切政府政策的理想後果。社會和諧，就是對執政力量滿意的表示。穆穆棣棣，和樂且閒！

政治的本質是建基於矛盾和對立之上，執政者的肥肉，就是反對派的毒藥。所有反對派都是無是生非，唯恐天下不亂，否則何以自處，何以上台執政！和諧不是不可能，但這是執政強大力量運作之下的結果和表現，而不是靠反對派放下武器，自動獻身！

踏入2019 年，大大小小的選舉接踵而來，泛民會不會想社會和諧？不信，大家看看4 月28 日的遊行數字，泛民喜不自勝！他們下一個目標，就是「七一」遊行。「七一」遊行一旦達到他們的指標，往後幾場選舉就有得打，進退自如了。所以《逃犯條例》，根本和泛民沒有什麼切身利益，他們不經商、不涉足內地，如何有機會成為逃犯？香港740 萬市民，有幾多個會有機會成為逃犯？但他們有「動員方程式」在手，又真的可以玩得頭頭是道。他們的方程式，就是「凡事靠嚇，事必鬧大」。明乎此，那立法會修訂《逃犯條例》的委員會所謂「雙胞案」，不過是用來「靠嚇」和「鬧大」的手段而已。泛民務必把鬧和嚇的氣氛延續到「七一」遊行的前夕！

說到開會，全世界的程序都大同小異，因為會議是依據一套合情合理的邏輯。而且會議制度上一定有可以解決問題、不至膠着的辦法，因為最後就可以靠民主程序──投票去解決，並且以低級組織服從高一級的組織而決定。涂謹申搬千萬理由出來，但核心的事項只有兩樣：第一，他並不是正式主席，他只是按一些習慣，在未選出正式主席之前，需要有一個人去主持選舉，這是近乎機械式的操作，立法會習慣就以年資最高的成員去主持這機械式的操作。涂謹申坐上這個主持選舉的位置，只是因為他年資最長。他不是主席，也沒有任何委員會主席的權力。以年資最長者出任，只不過是「總得有個開頭」的自然需求，其實這也不是唯一的辦法，真的要改，也可以把選主席的主持工作交由立法會秘書處去負責，秘書處在選出主席之後就功德圓滿。如果立法會秘書長有權去為那些尊貴的立法會議員們監誓，那區區選主席的機械式工作，又有何不可？

第二，涂謹申出任委員會主持人，責任就只有一個，就是選出主席，其他都不在他的權限之中。回歸前後，選主席都在半小時內搞定，那涂謹申為什麼兩次會議，共花上4 個小時都搞不定？而因為委員會必須要選出主席之後才可以運作，如果主席還選不出來，那又如何可以處理爭議？真的有爭議，也應該提回內務委員會討論。

所以在兩次會議之內仍然未選得出主席，那就是涂謹申的問題。他當主持，只有一項工作，而那項工作他在4 個小時也搞不定！他不肯退位讓賢，那內務委員會就只有出手。而指派石禮謙，只是去主持選主席的工作，而不是去擔任主席。而這個指派，也經大多數委員書面確認。這個決定，完全是低一級會議服從高一級會議，少數服從多數的最基本原則而來，那又有什麼好拗？

當然，泛民議員的最基本謀生技能就是「拗」，就算「死」不能拗翻「生」，但也可以拗出一個面紅耳熱。「違法達義」這等荒天下之大謬的說話也講得出，那又有什麼怪論不能宣之於口？反正對泛民的政治利益而言，沒有任何一事會比「和諧」差，吵吵鬧鬧，是他們政治生活最基本的維生素！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19年5月9日

原圖: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