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派其實已經成為風土病，定時定候都會爆發。而每天150 人的單程證配額，就成為最現成的聲討目標。香港所有社會問題，都被這些本土派信手拈來，150 個單程證，都是一切禍源！

何喜華先生周一於《明報》撰文，指出本土派的「馬爾薩斯錯誤」。而何先生的組織，又或者一些其他社區工作以及醫護人員組織，在過去幾個月，已經一再撰文，反駁那些不盡不實，甚至刻意扭曲事實的言論，例如說10 個到公立醫院求醫的病人中，有8 個是新移民。這一類爭拗，可以參照有關的組織過去的評論，在此不再一一引述。但對於150 個單程證配額的制度，則有必要作一清楚的回顧及認識。

在1950 年之前，香港雖然作為英國管治的殖民地，但和中國內地並無邊境關口的存在，換句話說，內地居民和香港居民可以自由跨境進出，並無任何限制。這種現實，不要說今天的本土派，甚至大多數的香港市民，其實都未有留意。就算知道這事實的存在，也未必知其原因。其中一些解釋，就是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時，並沒有同意英國政府有權限制華人自由進出香港。而到《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中，更有「至九龍向通新安陸路，中國官民照常行走」之句，那大概可以理解，清政府和英國在處理香港割讓和租借時，焦點只在管治權方面，而沒有仔細規限兩地居民的跨境進出流動。其實對此也不難明白，英國取得香港，主要是在經濟和商業利益上着眼。當時經濟活動以貿易為主，兩地居民自由進出流動，對貿易活動甚有裨益，所以由港英殖民地政府成立100 多年，都沒有封關之舉。而站在中國政府立場，香港居民根本就是來自大陸，同宗同源，血脈相連，他們自由進出流動，也是合情合理。

及至港英政府在1950 年以各種措施去封閉邊境，但內地居民仍然可以通過不同途徑進入香港取得居留資格，之後再有抵壘政策，直到1980年實行即捕即解。由那時起，申請單程證就成為內地居民移居香港的最主要途徑。在1982 年，單程證配額為每日75 個，到1995 年，配額提高到150 個，而且建立了一套分類及計分機制以決定各類別的批核次序，其中名額，絕大部分是家庭團聚，例如配偶及子女來港。

是管制不是着數

人口政策關注組召集人譚凱邦於日前撰文，引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質疑公約內的權利，只觸及男女結婚和成立家庭的權利，而不是指明家庭團聚，所以質疑跨境婚姻應否有團聚權利。個人對於打這種嘴皮官司並無興趣，所以不會去跟譚爭辯締結婚姻以及成立家庭之後，應否得到一起生活的團聚機會，作為理性討論，必須建構於educated guess，一旦硬拗，那就全無進展，就算譚不用educated guess，而一定要硬拗，那就奉陪一下。有誰說香港政策一定要源自這條國際公約？香港政府訂立的政策，有背後的政策理念和動機，家庭團聚就是我們價值和理念，有人可以不同意，他就表態不同意，並為他的意見和言論負責，而不要拿些什麼公約來做自己個人意見的遮羞布！

每天150 個單程證配額，是一種基於實際情况的管制辦法，而不是向內地居民發出的特權和恩賜。一位香港男士如果和外國任何國籍的女士兩情相悅，共締鴛盟，很簡單，他的另一半馬上可以申請「受養人來港居留」。雖然譚凱邦可以質疑這對夫婦的團聚理據，但事實上，法律上，那位女士只需經一些行政程序，在合理期間內，就可以來港團聚。但如果那位香港男士，是在山西太原邂逅一位中國籍女士，他們結婚之後，對不起，那位山西太原的女士就要排隊，輪候那每天150 個單程證配額，過去有人輪候七八年，現時稍短，也可能要三幾年。

我不去跟譚凱邦爭拗那些國際條約的解釋和演繹，但起碼也應一視同仁。但事實上，對內地婚姻，是加上配額限制。這是更嚴格規管，而不是賞賜式的「着數」。

婚姻是人之大倫，家庭是社會的基礎，家庭團聚是世界各國移民政策最核心、最重要的類別。譚凱邦對此有所質疑，那什麼條件應該比家庭團聚更為核心、更為重要？捧着花綠綠的鈔票到來投資，又或者為GDP 提高一個百分點的才俊？

香港如何查證文件審批？

那不去拗單程證的制度，就改去拗審批權。且不去講憲制上的原則和權力，就從實際情况而言，絕大部分的排隊人士都是家庭團聚，誰去審批都是面對香港人的配偶和子女，誰審誰批有什麼實際上的分別？就算讓你香港審批，中國大陸有31 個省份╱自治區╱直轄市，面積960 萬平方公里，人口14 億，你不靠中國現有公安系統去審批，你立法會準備批多少預算去在內地成立操作中心？你如何查證文件真偽、關係真偽？到頭來何嘗不又是要靠內地部門！

個人到過公立醫院，並沒有察覺有八成病人是來自內地，但就發覺不少基層醫護人員，都看似是來自內地，安老院舍的護理人員尤多！許多工種，都是依靠內地移民支撐大局。香港人口年齡中位數已經是44 歲！關注人口政策的召集人，實實在在面對這些人口老化的問題吧！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19年4月4日

原圖：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