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今日《南華早報》報道，儘管華為於2018年間受到美國近乎全方位的打壓，然而隨華為的「消費者業務」(Consumer Business Group)和「企業業務」(Enterprise Business Group)在2018年分別錄得45%及24%的增長，這所全球最大電訊設備供應商錄得7212億人民幣收益，成功擠身「一千億美金總收益」(USD 100 billion) 行列。

「一千億美金」的意味，代表著數樣事情。第一，華為在收益層面上，已與蘋果、谷歌等企業看齊。能與傳統科技龍頭成鼎足而立、分庭抗禮之勢的科技公司，亞太地區中實沒有多少間。第二，美國對華為的一連串打壓，似乎在帳面上，起不了太大作用。

中美角力 首衝科技

其實自八九十年代起，中美對立是否在所難免，成為國際關係的研究命題。隨特朗普入主白宮後，兩國張力更趨明顯，似乎在「修昔底德陷阱」的迷思之上，美國愈陷愈深，出現了「凡崛起者必打壓之」的對外策略。先有二戰後的「日本威脅論」，透過為人熟知的《廣場協議》及經濟手段來瓦解；今則出現口吻甚為接近的「中國威脅論」，觀乎美國近年來的對華策略，看來白宮欲再重施故技。中美角力，自是一場持久多面戰，而在這場長遠拉鋸中，首當其衝的，便是中國科技。

事實上，在2018年7月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前，在2017年尾至2018年頭，中美磨擦已逐漸升溫，當中的重點，便是中國科研發展。美國先後向限制中美科研投資和進口，並向中國手機製造商中興發出運作禁令，可見美國早對中國電訊發展感到威脅。綜觀過去十年互聯網和科技的演進，傳輸及手機的功能已由「輔助」轉為「引導」，設備所顯示的資訊及所提供的功能，決定著用家的生活模式，亦開啟了前所未有的商業消費市場。大型手機製造商譬如蘋果、三星等，可說是透過其產品掌握了社會的大小脈搏。固此，美國對中國科研的忌憚，實不無道理。

美國打壓 反助營銷？

問題是，美國高調地抵制華為，對華為一直以來的營運策略，看來不單沒有造成打擊，反而催谷了華為銷售量。原因是，華為在海外的經營，大多將重點放於網絡運營商，而非公眾消費群。

據國際數據資訊有限公司（IDC）公布的數字，在2014年，華為有接近七成的收益來自「運營商業務」(Carrier Business Group)。當中大多是華為與各地數據及網絡運辦商進行雙邊合作，讓華為在不同陸洲鋪設儀器，提供傳輸服務。此等深耕細作，完全在美國偵測界線之下(under the radar)，所以，在歐美地區的消費者都未認識華為品牌之前，華為已悄悄地成為各地電訊設施的主要承辦或供應者。

然而，華為的自家研發從未停過，亦深知在這網絡年代中「得用戶有如得天下」的道理，慢慢經營起「Mate」和「P」系列手機，以及子品牌「榮耀」(honor)，又以「榮耀」在歐美搶佔青年用戶份額為主。有論者指出，在美國大力抵制華為期間，令以往未曾接觸過華為的歐美消費群對華為多了認識，反而增加了華為手機在歐美間的流通，亦令華為的產品發布會及展銷會，成為媒體重視、世界矚目的活動，例如是早前華為 Mate X摺機發布會，知名的科技傳媒、博客，都紛紛前來一睹這個被美國連連打壓的科技公司有何新招數。這變相協助華為由以傳輸設備為主的業務，擴張至更多方面、更高層次的業務發展。

如此說來，也可能要「感謝」特朗普替華為「賣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