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

小學教師於校內輕生，聞者難過，方圓四周，相關人物，情緒牽動必大，死者家人、校監、校長、教師、學生，以至辦學團體等，都會受到極大影響。媒體再循環高調報道，陰霾更難消散，波幅面積亦會愈推愈大！

香港媒體的主流價值取向，大抵沿襲西風，採訪自由、撰寫自由、報道自由，出街的故事要快、帶出焦點、受眾要多，但很多西方媒體的報道自由，仍然恪守專業的自主與自律，處理槍殺案與自殺案的手法是截然不同，如遇自殺案件，大多十分低調處理，而特別是對校園內的學生、教師自殺案的「報道」，就以不報道為原則，怕的是當報道一出，不少「相關的生者」情感大牽動，對號入座，顧影自憐，後果不堪設想！

報道自殺 應有準則

事實上，國際及本港亦有不少的學術研究與調查，總的調研都有共同的結果，那就是，自殺新聞若然高調處理，在這不幸事件發生的一段時間內，會引起同類不幸事件陸續出現，一而再，再而三！

十多年前，學生輕生成風，筆者曾經在此欄指出，若然媒體把生命價值與生命教育的重要性擱置一旁，硬要用大篇幅的報道、圖文並茂，輕生者是何處墜樓、何處落地，箭嘴清晰有所指示，又添上明言或暗示，寫下要為死者取回公道，尋找「元兇」的批判故事，這樣透過報道的「指示」，將會成為下一個不幸個案故事出現的「指引」，後果危險！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香港媒體對自殺「新聞」的處理有所收斂，是堅守媒體專業分寸的。

但不知何緣，早前教師校園輕生案出現後，紙張媒體乃至電子媒體都高調報道，或許，這與辦學團體的最高話事人，要高調、要公開會見老師們，尋求「真相」，探取教師意見有着互動作用。

從心理學角度看，個人輕生，總的是「生存恐懼，大於死亡恐懼」，箇中原因十分複雜，不能憑表面「證據」就把死因歸納。很不幸的是，是次教師校園輕生案被高調報道之後，過幾天，已有兩名中學生同樣走上輕生的、令人神傷的道路，這與過往歷次傳媒高調報道自殺案出現的後遺症，如出一轍！

也不知何緣，藉着是次教師輕生的不幸事件，有團體提出要檢討校本法團校董會條例的內容，如要增加教師的校董代表議席；亦有意見提出法團校董的校董必須受過培訓才可以擔當校董，否則無法無能力管理學校云云；以及要提出成立諮詢委員會，負責監督教育局有否監督學校做好預防工作。

感性的激發提議，是否能有理性的審議？從教育現場看，校本法團校董條例的制定，主要精神在授權與問責，是以學生為本，專業考慮又要合乎香港獨特的校情與教情而開展。教師代表進入校董會，原意是把教師的意見帶入學校的管理階層，若然一個代表不夠，要多加幾個才可以呢？「民主治校」是否萬靈丹？這與教師輕生的時間相關性究有多大呢？

講醜得好，假設有校長輕生案不幸出現，難道就要多聘幾個校長在學校？從而免其孤獨，並可增加校長的話語權嗎？此外，若要全港學校都必須要接受校董課程培訓才可擔當校董一職，看似亦然，但今天香港學校的校董會組成，除校長及教師校董是受薪之外，其餘都是義工一族，亦是日間事務忙碌一族，硬要必須受訓完畢，才可出任校董的話。筆者看，香港中小學校千多所，立刻出現校董荒，再說要額外成立諮詢會以監督教育局，從教學專業前線看，只會即時想到一句：「架床疊屋，多此一舉」！

濫設監管 架床疊屋

筆者認為，現今教師、校長們遇事投訴的機制並不缺乏，問題是接受投訴者是否情理兼備，不避事處理而已。

當然，投訴者個人權益高舉，有權無責的，更甚的是罔顧學生學習利益的濫投，亦對接受投訴的相關機構要開展工作，構成極大的難題！

任何的輕生事件出現，當前急務必是集合眾多的力量與支援網絡，讓當事者的家屬及緊密相關者，能撫平哀傷，再走向黎明，校園教師輕生案，死者已矣！讓事件交予死因聆訊，再探出最大可能的原因，從而做出積極的建議，這是學校教育持份者要持守的做法！

筆者應約出席兩次電子媒體，探討法團校本條例下的學校管理，不同的場合，表達同樣的意見：「作為學校的最高管理者，校董、校監等，當要有進修學校管理新知識的需要，多入學校與教師溝通亦是好事，而校長連繫一校之成長，更要諸般管理與教學專業的識見都要與日俱進；教師素質決定了學生素質，課程教學之法、社群文化、資訊科技等硬知識要深藏亦要顯露，幫忙學生。

「總之，校園管理、教學專業是千條萬條，但總結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彼此要惜緣，校監、校長、教師、學生與家長們，若然都從心出發，彼此珍惜，那就是各自堅守崗位，各自精采，卻能兼顧對方的最大原動力！亦遠亦近，『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現況，不也就是大家都要惜緣，互相尊重，同舟共濟，香港才能幸福永遠！」

最後，以「教育事，感性開燈，理性關燈」作結。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19年3月23日

圖片來源：RT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