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前經濟系系主任雷鼎鳴

三星期前到英國牛津參加一個有關中國經濟的座談會，主持人是中國問題專家，在答問環節他提到中國人與西方人價值觀或行為方式並不相同，就算在商業活動中，也頗容易引起誤會或衝突，如何解救？

這問題太大，不易回答，但一個懶人包的回應是中國人到外地設廠或開公司，可盡量僱用當地人，這樣因文化誤解而引致的摩擦可減少一些。當然，中國的投資者也應入鄉隨俗，主動了解別人的文化，西方人到中國，也應如是。　

無獨有偶，近日外長王毅回應媒體時也說過一段耐人尋味的話：「作為綿延五千年而未中斷的文明，中國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具連續性和最具可預測性的國家。」這段話可能是希望點出，中國政府與人民的行為規律都有跡可尋，且有五千多年的歷史可供外國人揣摩，他們若肯下工夫，要了解中國也不是這麼困難。　

經濟學家一般不相信文化背景是對我們行為最具決定性的因素，利益或誘因的影響力更大。舉個例子，儒家文化中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及「百行孝為先」的教條，按照此種文化準則，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人理應拼命生育。此說在古化農村社會中的確正確，那時死亡率高，農村又需要勞動力，所以能百子千孫的會引以為榮。今天又如何？中國內地、香港、台灣、韓國、日本等地，生育率全部極低，比西方國家更低，中國內地廢除了一孩政策後，大城市中的總和生育率依然遠低於世界的平均，原因可能是房價貴及教育費高昂，甚麼文化因素也就無從考慮了。　

不過，我們也絕不可說文化因素全無作用，多了解這些因素應有利於與人溝通，減少衝突。王毅的說法有兩個重點，都十分有趣：第一是中華文化是否與別的文化不同，五千年來從未中斷？第二是歷史長便等於中國更具可預測性？

中國以外主要文化體系的連續性的確不及中國。今天的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倫文化與歷史上的早已不是同一回事。以希臘文化為源頭的西方文明好一點，但它也經歷過一段頗長時間的失落。從公元三五四年出生的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到一二二五年出生的阿奎納（Thomas Aquinas），西方經歷了近八百年的思想半真空，除了天主教的宗教文化得以延續外，其他近乎空白，竟無可稱得上是思想家的人出現過，若非阿奎納重新發現了古希臘的思想，恐怕西方文化的這一源頭對後世的作用也有限。　　中國不同，從古到今，一些古代經典如易經詩經孔孟老莊墨子韓非，文化人對它們仍耳熟能詳。不過，中國文化並非未遭遇過幾乎中斷的風險。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歷史學家中有所謂的「戰國學派」，他們指出，公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戰是中華文化從第一期到第二期的分水嶺，當年掌握近百萬大軍的前秦胡人苻堅，兵力可投鞭斷流，若非戰術失誤，本可輕易戰勝只得八萬人的東晉。當時中國文化的載體都只在人數極少的士族身上，若苻堅取勝，這些士族就算不死，也難以傳承文化了，中華文化當會如其他國家一樣，從此而絕。另一個分水嶺則是近代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幾乎亡國，「全盤西化」之聲曾大為流行，抗日戰爭期間的中國知識份子那能不驚中華文化的消亡？　

但擁有連綿不絕的文化並不等同別人會理解它。一個國家若是國勢衰弱，有多少人會願意花時間去學懂它的文化？中國經過百多年的衰落期，近數十年才復甦，西方國家從前不懂中華文化或中文並無大礙，現在仍不懂的話，在溝通及了解上便容易出錯。這方面倒是中國人佔了很大的優勢，過去百多年已有無數華人學習並掌握了西方的科技文明及方法，今天在內地，懂英文的人十分普遍，書店中西文的著作汗牛充棟。但在西方世界，懂中文的仍少見，更遑論對中華文化有了解。西方社會的此種缺失雖有逐步改善，但不是一朝一夕可化解，在中國強勢崛起下，他們的「不知彼」對他們會大大不利，但其實對中國也無好處，因為這會損害到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信任。王毅相信西方國家的人民可了解到中國，這對大家都有利，但西方國家自己也要加倍努力才可做到。

原文轉載自《頭條日報》2019年3月15日

圖片來源：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