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言論自由行行政總裁 黃永

近日商界開始有聲音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而提出的理由顯示坊間對此修訂有愈來愈多誤解。

也許以理性逐一釐清各種誤解前，我們還是有必要先回到今次修訂的觸發點：去年20歲香港少女在台灣被殺，但基於疑犯已逃回香港，在沒有引渡協議的情況下，台灣司法機關未能開庭。

坦白說，不論是特區官員回應時強調「要彌補法律漏洞」或是建制派那句「公義未能彰顯」，說法縱然沒錯，但用詞未免過於冰冷。

只要試着想想：自己身邊任何一位好友，若20歲時突然被殺，卻拿兇手沒辦法，你會否內心一沉？再試着感受一下，兩位含辛茹苦的父母近月如何面對各種反對聲音……那種心痛，正是為甚麼要修訂逃犯條例。隨意把一條生命的消逝，跟自己對政權的不滿或商業利益掛鈎，甚至為求散播恐懼而不擇手段胡謅，對仍在世者所帶來的傷害，你們可又感受得到？若連個別生命亦不懂尊重，試問談何公義與民主？

港少女台被殺 無引渡難彰公義

寫到這裏，相信總有人要罵：「你少來感性這一套。說到底，還不是特區政府利用了受害人的感情，企圖透過修訂逃犯條例來達到其他政治目的嗎？香港單獨跟台灣簽訂移交協議不就解決問題了？未能單獨跟台灣簽協議難道又不是政治作怪？」很好。既然如是，以下就一同進入理性討論的層次。

1.為甚麼港府不止跟台灣簽訂引渡逃犯協議？

不少人認為相關的謀殺案既然發生在台灣，特區政府單獨跟台灣簽引渡協議便行，並以陰謀論推斷港府是「借機協助內地捉人」。實情是非香港不能，而是台灣不為——《基本法》第95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

換言之，香港作為特區的確具備法律基礎（即基本法有正式授權）可以只跟台灣進行「司法互助」（包括移交逃犯），但前提是台灣願意接受第95條中「全國其他地區」的定義：也就是台灣屬中央管治——政治現實告訴我們，目前台灣政府並不會接受這個定義，那怕只是為特定案件作單一安排。

既然根據基本法的框架，香港未能單獨跟台灣先簽協議，特區政府亦只好透過修例作「涵蓋安排」（blanket arrangement）：一次過確立如何處理「所有」未簽訂協議的地方之移交逃犯安排。又由於基本法源於國家憲法，故此逃犯條例修訂的新安排不可能只適用於其他地方，卻硬要把內地法域剔除——由此可見，今次修訂背後的整體思路，只涉法律原則與定義，而不涉政治，正正就是特區官員所指的「彌補法律漏洞」。

法網適用港法例 濫捕不成立

2.內地法律繁複且司法制度不完善，港人會誤墮法網而無辜被引渡到內地受冤獄？

這條問題過去一周在商界流行起來，但散播恐懼者忽略了逃犯條例修訂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前提：被引渡的人所干犯之罪行，必須屬於現行香港法例內有明確定義的刑事罪行——意思是如果其他地方有某些巧立名目的罪行（如為求緝拿某人而刻意針對性修例），只要這些「罪行」在香港法例中並不存在，法官也不會批准相關的移交申請。

因此，部分商界代表最近高舉的「涵蓋罪行範圍太廣泛而容易誤墮法網」之說，實際上站不住腳：皆因這個「網」只是本地法網——除非這些商界代表（好幾位是前任或現任立法會議員）認為香港現行法律制度千瘡百孔、諸多陷阱，令任何人在香港也易被濫捕，否則此說並不成立。

3.內地政府因經濟罪行而申請移交，會破壞香港作為國際商業運作可靠避風港之觀感？

此乃美國商會向保安局所提交之意見書的主要憂慮，當中忽略了今次逃犯條例修訂的主要「把關者」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官：只要法官認為移交申請涉政治或宗教迫害等原因，條例已訂明不能作出批准。

反過來看，若認為修訂逃犯條例後，香港便頓成「濫捕政治犯之缺口」，那就是對本港法官失去信心至幾近侮辱其智慧與經驗的地步。

應相信法官智慧 不容政治迫害

也有人認為，法官的決定往往受制於特區政府提交哪些證據，要刻意引渡某人到內地，特區政府只需選擇性呈交資料便成事——此陰謀論一方面也有上述侮辱法官智慧之嫌（難道法官不懂追問問題以釐清整體案情？）。

另一方面，由於牽涉的罪行必須是香港法律本身已經存在的罪行，故本地法官肯定對相關條例有一定理解，而任何隱瞞均會令特區政府冒上被司法覆核的風險。更何況，要是申請涉及任何政治或宗教因素，難道當事人不會大聲疾呼，讓法官清楚明白箇中實情？

然而，要數對香港法官最大的侮辱，莫過於認為中央會施壓而迫使法官就範。事實上，目前終審法院12位海外非常任法官中，有4位來自澳洲而8位來自英國，他們在國際極具聲望——澳洲和英國的商會與領事，不妨考慮向美國商會說明，本港司法制度的獨特性和優越性，足以令法官在處理引渡逃犯申請時能夠把好關，更不可能是中央指揮下的一介橡皮圖章。

綜合以上3點，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者，既罔顧基本法，又漠視香港法律，更侮辱法官智慧，踐踏並貶低香港法制莫過於此，望君三思。

原文轉載自《香港經濟日報》2019年3月12日

圖片來源：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