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改革開放迎來40周年之際，《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終於出籠，香港如何再與珠三角地區併船出海，共同探索改革開放新征途，開拓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更廣闊的生活發展空間，助推國家典章制度走向全面現代化的改革試驗區，讓人充滿期待。

而香港在融入大灣區的進程中，所面對的變動和所進行的變通，亦直接影響大灣區「9+2」城市群併船互動的協同效應。

港發揮6大作用 一國兩制尋平衡

粵港合作長年存在，由兩地高層官員組成的聯席會議運作亦逾20年，但列為國家戰略的大灣區規劃，與其他如CEPA等區域經濟合作安排，檔次明顯不同，着眼點不止於為區內城市找尋新的經濟增長點，也被視為「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支撑點，而更大的目標是進一步將中國經濟，由粗放式增長轉變為可持續增長。

這是一項艱難的任務，既要面對變動，亦要作出變通。對於區內民眾來說，最關注的是如何突破地域和心理框框，將港澳經濟與民生跟大灣區結合，以組合拳方式，迎戰世界競爭。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港澳同胞和社會各界人士主要發揮了6項作用，包括：（一）投資興業的龍頭作用；（二）市場經濟的示範作用；（三）體制改革的助推作用；（四）雙向開放的橋梁作用；（五）先行先試的試點作用；以及（六）城市管理的借鑑作用。這是積累數代人出錢出心出力，從不同範疇、從零開始探索前進的共同努力，若缺先行者領引，只得一紙公文或指導政策，將難譜寫新篇，香港的特殊地位也有變，需要在「一國」與「兩制」之間尋找新的平衡。

典章改革試點 國家可持續增長

至於大灣區建設，亦有多層意義。對中央而言，這是配合國家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戰略，為全國推進經濟結構改革、落實創新驅動發展策略、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提供支撑；對大灣區城市群而言，可藉此作為典章制度的試驗區，區域經濟尋求升級轉型的契機。另外，無論香港還是廣州等中心城市，亦要突破現有瓶頸。時間和時代的壓迫感很大，不容再對融入大灣區發展藍圖和國家發展大局敷衍拖延。

然而，粵港澳大灣區牽涉到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且又處於不同發展階段，融合屬必然，但形勢複雜多變，並面臨協同效應和香港角色地位生變的新格局。因此，香港需要思考進一步敞開大門，適當地向大灣區其他城市「讓利」和不要怕「被偷師」，由此賺取內地市場和經濟腹地，有棄有取、互利互助，不能因「樣樣第一」，「處處着數」的必然龍頭地位不再，就抱怨「被規劃」和「被同城化」。

原文轉載自《香港經濟日報》2019年2月23日

圖片來源：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