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公眾諮詢即將展開，社會將再度聚焦於政制發展的討論。而爭議的重點，將離不開什麼是真普選，什麼是假普選的辯論。最簡單的推論，就是泛民主派能入閘參選的就是真普選，泛民主派不能參選的就是假普選。

世界各地的政治制度五花八門，沒有一模一樣的辦法。名謂之普選，但操作層面有很大的差異，美國那種選舉人票的制度，大概是全世界獨有。但雖然選舉制度有一定的差異，但什麼才符合普選的基本條件，總會有個譜。而全世界對普選的認知和理解，也沒有由某一些政治背景的人能否參選而確定。事實上，也沒有制度可以保證某一些人一定可以參選。現時討論泛民能否入閘，又或者應否入閘的問題，和普選的本質無關，而是一個政治現實的問題。因為泛民佔立法會議席的四成，按《基本法》規定，如要修改行政長官的選舉辦法，需要有立法會全體議席的三分之二支持。這個條件，也就是所謂政改五部曲的其中必然一步，缺此不可。所以泛民手中有一張王牌，可以接受又或者不接受這個政改方案。方案儘管可能是真普選，但如果不符合泛民主派，或起碼泛民主派主流的利益，他們仍然可以運用手上這張王牌來否決。

把這種關係再說得清楚明白一點，如果當年起草《基本法》時，沒有定下這種立法會需要三分之二贊成才通過的條款，而只是過半數即可，那整個遊戲已經不一樣。政改方案會由建制派主導，按照目前立法會議席的分佈，只要建制派內八成半的議員支持已經可以通過，泛民的王牌就掉失了。

再進一步，如果當年《基本法》起草時，根本沒有立法會通過這一條，人大常委決定之後就可以頒布實施，那立法會根本沒有角色可言，普選方案的主導權，完全在中央之手，政改的遊戲又完全不是這樣玩。

問題非在普選真假在政治現實

換轉另外一個角度，就算《基本法》的條文絲毫不變，人大常委決定那五部曲仍然是這樣走，但2012 年的立法會選舉結果不一樣，建制派突發神威，在功能組別和分區直選中多取6 席，達50 之數，那就完全取得政改的主導權。如果50 位建制派議員一條心，那就完全主導了政改，泛民沒有任何討價還價之力。

以上3 個場景，已經可以說明，普選不可能用泛民能否入閘來定義，否則普選的定義就取決於《基本法》如何寫，以及立法會每屆的選舉結果。現時爭議的泛民能否入閘，本質上跟普選定義沒有任何關係。而是因為在目前的政治現實，這現實包括《基本法》的條文、人大常委的相關決定，以及2012 年立法會選舉結果中，泛民主派手握了27 票，在這個政治現實下，泛民主派掌握了政改的否決權，就算有一個符合普選定義的行政長官選舉辦法，但如果泛民主派不接受的話，仍然可以把它否決，所以問題不止是普選之所謂真假，而是在於能否落實，而儘管中央政府一再強調對2017 年落實普選有莫大的誠意，但現實歸現實，泛民主派手握27 票，他們最終以自己的利益為依歸，對中央的誠意不一定賣帳！

所以普選的真假，跟在目前客觀政治現實下能否落實，基本上是兩件事，就算中央真的有莫大的誠意，也不能不面對這個政治現實，所以「泛民入閘論」才成為一個政治議題，才成為政改的一個考慮因素，這不是本質的問題，而只是現實的問題。

中央政府對政改已經有了底線，就是表明只有「愛國愛港」陣營的人士才可以當特首。而不少泛民大老私下也表示，中央不必太擔心，就算泛民入閘，也不會選得上。所以參選特首，和當上特首，是完全兩個不同層次的事，也是可以有機會落實普選的一道空間。泛民如果只是志在參選，而不志在當上，那還有一些機制可以安排，例如在「實質委任」這點子上做工夫。

中央對守尾門是有很大保留，因為要用上了不委任權，那會引來一定的政治風波，所以要減低這些風險，就必須先營造一些良好和融和的氣氛，而最終是弱化和模糊愛國愛港和泛民主派的對立，並且把建制的陣營擴大，所以普選的落實，不止是關乎2017 年的選舉，也關乎2017 年以後的政治生態。

但近月的政治形勢發展，恰恰是朝着另一方向。泛民不是着力消除中央的疑慮，減低產生政治動盪的風險，而是不斷使出威嚇的手段，形成一個「我贏你輸」的對決局面。當政治氣氛不是朝着融和合作的方向發展時，北京讓泛民入閘的風險不斷提高，代價也愈來愈大。

在這個政治的天秤上，中央的最大誠意可否抵消這些風險和代價，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原文轉載自《明報》2013年11月19日

圖：hkcna.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