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哄動港台的「行李篋藏屍案」，台灣以殺人罪通緝在港的疑犯，雖曾三度要求但都礙於台港沒引渡協議而未成事。保安局終於建議修例，可應要求以「一次性」的移交逃犯到包括內地的任何司法管轄區，一舉突破司法和「外交」窒礙，彰顯公義人權。

在台灣，主管官員強調「樂見其成」，避免「人類社會的悲哀」再現。

可惜，香港反對派堅持政治求自保，百般阻撓拒引渡，甘讓疑犯避罪責！

罪犯可輕易外逃

在全球化世代，罪犯可以輕易外逃潛躲，而打擊跨境罪行亦成每個司法管轄區的應有責任，「跨地域司法合作」是一項非常技術性的複雜安排，牽涉到國家主權、政治和法律體制、國內法與國際法的協調，存在不少可讓疑犯逃避法律責任的「法律罅」，既不能引渡疑犯往犯案地受審，亦不能要求其他國家或地區協助，任讓重案犯逍遙法外。

回歸21年以來，香港先後與20個和32個司法管轄區簽署移交逃犯協定和刑事司法互助協定，但相對於全球185個國家和地區，數目仍太小，特別是受限於歷史和政治原因，以及制度差異，把與本港關係密切的內地、澳門和台灣排拒在外，令保障香港的全球「引渡網」出現一個大漏洞。除了不公義，亦解決不到當事人及其家屬的悲痛和困難。

針對「行李篋藏屍案」，台灣士林地檢署於落案通緝外，還三度要求港方引渡，死者家屬亦四度提出請求，但疑兇卻受庇於沒有引渡協議，而留港候審較輕微罪案。當日他潛逃回港再涉嫌偷錢，羈押期滿後會否逃之夭夭脫法網？若今次修例獲得通過，便可以提供法律基礎，讓港府與其他司法管轄區洽談「一次性」的移交協議。

修例有三大考量

今次修例，有3個重大考量，第一是司法層面的考量。把現行《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中，有關移送逃犯的條款擴大適用到內地、澳門和台灣，可以填補原有法例中的司法漏洞，突破當中的司法禁忌。

第二是國家主權和外交層面的考量。兩岸四地本是一家，只是長期受到美英等國的操弄布置，培育出拒中戀殖的社會氛圍和激進團體，台港關係首當其衝，成為與內地關係走下坡的標誌，在政治層面愈走愈遠，民間往來也受衝擊；今次修例，從司法互助出發，突破兩岸四地間的固有桎梏。

第三是政治層面的考慮。內地與香港的移交逃犯比率為一面倒的近200：0，反映香港部分輿論深受反對派以及激進勢力的影響，形成了某種只認「兩制」不認「一國」的畸形「政治正確性」。此外，香港部分激進派以台灣為「政治流亡」和聯繫其他「獨派」的基地，因而圖借立法會和社運加以阻撓，使香港淪為政治犯的窩藏點和外逃踏跳板，成功修例將可搬開這些攔路石。

原文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2019年2月19日

圖片來源：終審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