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衡量中國的文化實力，只消留意全球多少地方、多少社群正慶祝農曆新年，便能窺出一二：不論是國際時裝品牌，到網路流行文化，甚至是各國政府機關，在中國新年期間都有著相應的慶賀活動。以英國為例，今年的中國新年，英揆文翠珊在其官邸門外貼出一副對聯，「丹鳳呈祥龍獻瑞，紅桃賀歲杏迎春」，並於府內設宴，邀請在英華人共賀新春。事實上，每年的一二月，世界各地的唐人街都成了當地居民及遊客不可不到的景點勝地，為的就是參與我們的春節；新年的習俗愈來愈受國際媒體的關注，環球社會開始認識和學習中國傳統及禮俗。

中華文化能在西方得到向心力，除了有國家崛起的因素外，亦與中國傳統智慧的價值觀念有關。西方在自「工業革命」後，便進入了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野蠻擴張的時代。哲人尼采經典的語句「上帝已死」，指的正是宗教在西方人文社會逐漸退場，教旨規例不再是道德圭臬的現象，人人只為「自己」而活，也只對「自己」負責。至今，個人主義仍在西方膨張式地發展，無論是流行文化，還是意識形態等層面，這種單純以「個人」為本位的思維，可謂無處不在。

然而，這種視「自己」為終極的道德、原則、甚至是正義標準的文化，顯然有其缺陷，其一為社會欠缺同理心及倫理規範。提倡「個人主義」的社會隱含兩個相互矛盾的概念：一方面個人主義提倡相信自己的處世之道，個人信念就是正確，但另一方面，個人主義要求大眾要容忍他人的「自由」，即使某些言論行為與社會核心價值大相逕庭，甚至是有所冒犯，除非行為涉及違法，否則那人不應在道德尺度上被批評責難。這種既講「價值多元」，又鼓勵「唯我獨尊」的思想，導致的是社會各階層凝聚力不足，而「上下交征利」。美國近年種種意識立場之爭，便是始於以上張力：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仇恨言論（Hate Speech）、各層面的歧視等議題，左右兩翼均無法取得共識，只因個人主義的影響下，社會欠缺共同分享的文化和價值，導致所有討論不存在任何道德倫理基礎，流於「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零和遊戲。

近年來，這種只談個人的文化受到西方社會不少批判。不少著名學者如桑德斯（Michael Sandels）、泰勒（Charles Taylor）曾質疑個人主義抽空了人類以社群生活的現象。他們認為，品格、道德、責任、義務等構成社會的元素，要透過人與人的交流，經反覆參照及辯證才能形。每個人的價值和定位，都是源於社群，而人類的美德，亦需要以社群來體現。無論是普羅百姓，還是社會領袖，各界亦在尋找新處世思維，以回應目前過於側重「個人主義」的社會局面。

這為中國傳統智慧進入西方社會，提供絕佳的契機。中國文化講求「大道中庸」，為社會奠定「仁」、「義」等價值為道德規範，並提出「中不偏，庸不易」，莫要「過猶不及」的為人哲理。另一方面，家庭社群觀念，一直是中華文化注重的一環。春秋二祭、慎終追遠等習俗，以至父為子綱、數代同堂的概念，對中國人來說，早已融入骨血，而從其提煉出的凝聚力，使中國成為四大文明古國中惟一延續下來的國家。

中華文化與個人主義，正正站在天秤的雙邊。個人主義否定客觀道德尺度時，儒家思想則提倡「道德教化」，表示若無「師法之化」，人將「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西方主張「人只為自己而活」，中華文化則注重家庭、社群的「和而不同」、建設「大同社會」。隨中國國際地位上升，西方亦開始研習中國文化，一方面以進一步了解中國，另一方面反思其「個人主義」的不足之處，並取法乎上，為西方社會處事理政，提供倫理基礎及智慧參考。

眼下世界處於環球管治失序、民粹主義復燃的年代，歸根究底，問題出於西方精英及金權制度，未能有效凝聚群眾之餘，反而造成權利及資本不均。配合「個人主義」的過度發展，社會因意識內耗而陷入停滯。中華文化在西方的風行，反映了西方民眾冀望倫理價值能為社會提供指引方向，亦顯示了現代社會在管治施政的思維上需要突破口。隨中國在國際舞台上證明中國模式的可行和有效性，也許世界各國元首桌上，都放著一本《論語》的一天，離今不遠。

圖片來源：Taiku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