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公署經過4年的調查，律政司宣布結束對UGL事件的調查，並強調此項「不提檢控」的決定「完全是建基於證據不足的考慮」。

UGL事件起源於2014年「佔中」期間，澳洲傳媒公司披露，時任特首梁振英（CY）在2011年競選特首前，UGL為收購戴德梁行與CY達成一項「不競爭、不挖角」收取400萬英鎊的協議，而上述澳洲傳媒公司在「爆料」後數日已主動澄清及收回指控。

這本是相當正常的商業行為，對CY也沒有利益衝突，其間既無隱瞞也不犯法，更無違反當選特首後的利益申報規定；但本港反對派出於政治目的，窮追猛打，一於「盯死CY」，後又發起「天下為公」的「眾籌」200萬元，到外國游說、追查。

經過4年「翻箱倒櫃」「掘地三尺」，一系列證據進一步證實的事實，包括在協議前已得到戴德梁行批准；UGL（上市公司）在4年前已連續發出幾篇公開的書面聲明，說明協議的正當性。

林卓廷等人向澳洲和英國數家執法機關舉報，得到的答覆也是「沒有足夠證據」「不予受理」。在傳媒的廣泛報道下，相信CY若真有犯罪或侵犯到他人權益，早已吃定官司。然而，日前律政司公布結束調查卻引來反對派連串非議，要求律政司交代：一、為何只有「一紙」解釋？二、為何拖延4年才結案，是否案情複雜？三、為何不按一貫做法尋求獨立法律意見？

政治鬧劇 查無可查

前兩個問題恐怕已不必回答，一張紙解釋得清正說明案情清晰明瞭；之所以拖延4年是因反對派不斷向香港和外國的執法機關聲稱「有新料爆」的緣故。

近日焦點集中在要求律政司解釋為何不按「慣例」對重要人物案件尋求英國御用大律師的獨立意見？但筆者想提出下面幾點原則供探討和商榷。

一、法律上從無規定司法部門判案必須尋求獨立的第三方法律意見。反對派拿出幾個案例（梁錦松、曾蔭權等）就說是慣例？

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乃法治的根基，無論案件重不重要，牽涉者的地位是高是低均應一視同仁公平對待，獨立第三方意見並非達官貴人的專利，否則將違背香港引以自豪的人權和公義。

三、律政司完全有權徵求獨立第三方的法律意見，根據調查和判案的需要，當律政司內部（包括「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等）缺乏相關的專才或出現意見不確定時，為慎重起見，可以尋求第三方意見。但當案情已可清晰判斷，再外判給第三者，是浪費公帑，也不符公眾利益。

四、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因此當尋求獨立法律意見時，對象不一應局限於英國御用大律師，也應包括香港本地（實施普通法）及內地（實施成文法）的專家或機構，尤其對已被政治化的案件，更應兼聽多方意見，以便全面衡量及作出獨立的公正判決。

五、本案主要看事實，事實清晰，核心問題不是法律。

六、如律政司尋求第三方法律意見，得出同樣的不檢控決定，反對派同樣會說律政司找「自己友」給意見，同樣會不滿意。

至於被諮詢的專家或機構及所給予的意見，除非必要，原則上不應披露。

律政司日後會否出來公開解釋至今尚未確定，但若公開解釋具體案例，筆者認為律政司也應該同時解釋至今令人疑團重重的幾起重要案件，包括「雙學三子」衝擊政府總部上訴得直、即時獲釋；接納曾被DQ的姚松炎再度參加補選；宣布撤銷對黎智英及5名立法會議員的4300萬「黑金」案的檢控。相信上述3宗官司都未曾尋求獨立第三方法律意見，因為同樣案件若在外國發生，必定遭受重判。

原文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2018年12月22日

圖片來源：RT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