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到一篇討論堅尼系數0.4 警戒線的文章，更加肯定一直的疑問，就是這個貧富懸殊指標的切線值是教條，應該棄用。所謂教條是將特殊的知識或理論視為普遍真理，而缺乏對特殊情况具體分析。堅尼系數切線於0.4 作為警戒線是缺乏理論及實證，是人云亦云之見。本文就是指出這個國際比較指標的誤導性。而近日法國黃背心運動使我聯想到政策風險的問題。法國這個反政府暴動可能只是短期政策失誤，與深層的階級矛盾，又缺乏適切的制度回應而產生的長期動盪應有所分別。

國際比較不乏誤導性

早前我撰文指出，香港的「所謂貧富懸殊的警戒線應該體現於社會長期動盪及結構性的階級矛盾及衝突；但我們看不到這麼一個社會現象」。最近這個疑問終於解開，因為我看到3位華裔經濟學者的論文（註）。他們認為，這個貧富懸殊警戒線設在堅尼系數0.4 缺乏理論及實證基礎。他們問一個基本問題，就是收入差距如何產生社會不穩！似乎在相關的文獻找不到答案，他們便自己做一番研究。他們利用世界銀行的數據，分別在1990、1995、2000 及2005 年，樣本由130 至140 個國家。分析結果：若堅尼系數的警戒線設在0.4，大多數國家都應該面對社會不穩的情况，事實並非如此！其實0.4 是這130 至140 個國家的中位數；如果將警戒線放在0.5，則有其可信性。

過去幾年，特區政府推出相對貧窮線，將政府介入前後的數據分開來看。這樣便看到市場收入與政府介入後（稅收及現金福利如「綜援」、高齡津貼、教育津貼等），市民實際所得之別。這簡單兩組數字有莫大的玄機，就是社會分配的福利制度可以改變資本市場的不均現象。這是富裕經濟體為什麼出現貧富懸殊，但社會仍然相對穩定的原因，缺乏革命的社會條件。遺憾的是，國際比較收入差距，香港的數值往往被誇大，即以香港的市場收入數值比較發達國家政府介入後數值。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堅尼系數比較就是例子。我最近找到的資料是，它的堅尼系數世界情况數據庫，位在第二（以嚴重性排序）的南非是0.62，香港位於第九位，是0.53，葡萄牙排在107 位， 是0.33， 德國是144 位，0.27。我不知道南非的數字是政府介入前抑或是介入後，但十分清楚，香港是介入前，而葡德是介入後。我手頭的葡德介入前分別是0.536 及0.504，與香港旗鼓相當。

香港特殊性造就較高的堅尼系數

香港是亞洲的金融中心，缺乏製造業，第三產業佔了九成多GDP 份額。若與金融中心的紐約市比較，2015 年它的堅尼系數是0.54， 而曼克頓是0.6。不過，這些都是市場收入。美國全國介入後的堅尼系數是0.39。香港堅尼系數0.539，介入後是0.473（2016年）。香港與紐約市都是金融中心，它們的特點是匯聚人才及錢財。分配前的堅尼系數高於0.5 不一定是問題。况且，分配後的堅尼系數都低於0.5（筆者找不到紐約市介入後數據，相信不會高於0.5）。香港優勝於紐約市是三成多居民住在廉價的出租公屋。這項再分配項目並未有反映在堅尼系數之內。但明顯是加強了香港社會的穩定性。上文引述的文獻指出，堅尼系數的警戒線應該是0.5；作為金融中心，香港貧富懸殊改善空間有限。

法國黃背心運動到香港的土地政策

法國堅尼系數只有0.32（2015 年）。今次反對總統馬克龍調高燃油稅引起的抗議運動規模不小，而且不限於容易衝動的年輕人。一般分析認為政府提高燃油稅令中產階級及鄉鎮居民生活拮据有關。自從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面對經濟增長不前，但社會開支仍然高據不下的艱難處境。法國情况偏差，如國債佔GDP 的96% 左右，政府預算約佔GDP 的-2.3%（歐盟平均分別為87% 及-0.79%）。但上層出身的總統馬克龍顯然對民情掌握不足，只關心環保，要鼓勵國民轉用電動車，但補貼不足，引致中產及鄉鎮地區居民生活水平下滑。黃背心運動明顯是衝着燃油稅而來，反映西方經濟不景，政府提供公共財能力下降有關。但關鍵還是政策層次，沒有理由政府可以基於環保政策而讓柴油價格在一年內上漲23% 之多。這是嚴重的政策失誤，才導致數以萬計國民上街抗議，釀成暴動。

本文認為堅尼系數的0.4 警戒線是教條；我們要對社會問題具體分析，不要被教條誤導。法國的黃背心運動使我想起今屆特區政府的土地政策可能的最大失誤，就是不敢得罪權貴，收回粉嶺高球場；以為將填海擴大至1700 公頃，便可以望梅止渴。或許她會降低填海面積，但對於具有十分象徵意義，而且短期便有地可用的高球場卻不敢大幅收回（可能象徵性收回32 公頃）。這與馬克龍的環保政策導致黃背心運動有相似之處——他是取消富人稅，再加上燃油稅為導火線；香港是權貴勾結，不知民情。這種感覺是在特首最高級顧問出來說，收回高球場的人是「so stupid」之後，尤其強烈。

法國有街頭暴動的傳統，但近年她的堅尼系數一直不高於0.4。這說明堅尼系數警戒線的數值，就算設在0.4或0.5，亦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宜教條化，庸人自擾。老實說，我並不擔心香港的貧窮及貧富懸殊問題。經過這幾年特區政府的努力，出不了大事；反而我擔憂土地政策的可能失誤，或外圍局勢又不配合促使樓價降溫，不能排除遲早會激發社會矛盾！當然，我希望估錯的。

本文轉載自《明報》2018年12月21日

圖片來源：新華網